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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老虎》:揭露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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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虎》:揭露十一届三中全会   
范似棟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11

经验值: 310


文章标题: 《老虎》:揭露十一届三中全会 (635 reads)      时间: 2007-5-05 周六, 上午9:47

作者:范似棟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老虎》:揭露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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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一节164~174页:

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上中共副主席,从此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再要往前走,就要搬开华国锋和中间派那块拦路的石头。但又不能一下子完全搬开,因为这块石头连著共產党这座山,山上坐著邓小平和胡耀邦自己。不搬不行,要搬又不能一下子全搬,是一个费心劳神的事,但也是显示邓小平政治智慧的机会。
为了把这块石头巧妙地搬起一点,邓小平和他的好朋友胡耀邦开始找撬棒,和可以插入撬棒的那条石头缝。结果邓小平找到了那条缝,就是华国锋的护身符──「两个凡是」言论;胡耀邦找到了那根撬棒,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那篇文章。
「两个凡是」言论,是华国锋通过中共中央刊物的社论提出来的。它这样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
这个决定首先给邓小平的復出造成了阻碍,因为邓小平七六年下台是毛泽东的决定;也给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製造了障碍,因为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几乎全是错误的,罪恶的,沾满血腥的。
「但是,华国锋说这些话也没有什麼不对。」我们这些人中的一个这样表示,他是我的二姐夫,以前的右派,中学语文教师,刚刚摘除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从情理上分析。他说,「华上台是靠毛泽东,当然要维护毛主席的神圣地位。邓小平上台后,也会搞他的『两个凡是』。」这番话一点透,我们都恍然大悟。
邓小平、胡耀邦对华国锋的指责其实是天大的笑话。因为中共以往的歷史就是凡是派的歷史。凡是毛泽东说的就是对的,谁也不敢反对,即使错了,也不能说。不但「四人帮」是凡是派,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文革中被打倒被虐杀的刘少奇都是凡是派。中共文革前的宣传部长周杨曾经在七九年说,「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2〕
七六年毛泽东死了,是谁第一个打入毛泽东禁区的?正是汪东兴和华国锋,他们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把毛泽东的夫人和夫人的几个朋友给抓起来了,正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事后要用「两个凡是」遮掩自己反毛真面目。邓小平至少做了十几年的凡是派,居然以此为理由批评别人,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当然,「两个凡是」无论如何怎样终究是荒谬的,但是,邓小平如果真要批判凡是论,批判对毛泽东的迷信,就应该从自己在文革前一贯追随毛的歷史谈起。邓小平一贯助紂为虐,长期以来,他是毛泽东的亲信和最好的学生。和毛的另一个好学生柯庆施相比,邓更受到毛的重用。文革前邓在毛的指使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五七年把几十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分子」,使他们沦为中国的政治贱民;二是组织一些笔桿子和苏共展开骂战,臭名昭著的「九评」〔3〕就是邓小平的杰作。
六六年文革开始,邓小平也被毛废黜,并不表明他们私人关係根本恶化或者他们的政治路线不同,而是另有缘故。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剷除刘少奇,毛、刘交恶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起因是「窃听器事件」〔4〕。六一年四月,毛乘坐专列火车外出视察,在毛的火车卧室裡发现窃听器,毛因此大发脾气。因为这一事件受处分的有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及刘少奇的秘书和周恩来的秘书。〔5〕处理这事的是主持中共日常事务的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彭真。毛泽东表面上不予追究,心裡却认定是刘少奇在策划阴谋,企图加害於他,而且担心邓小平可能是刘的同谋,所以隐忍五年后突然袭击,把刘、邓一起打倒。但毛泽东始终把两人区别看待,所以才有邓小平后来的第二次復出。
如果汪东兴、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后打出反毛的旗号,那麼邓和元老派又会怎麼样呢?毫无疑问,元老派必然以反毛的罪名讨伐他们,直至把政权从他们的手裡再夺回来。华国锋失势和下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实力,没有威信,因此在非常讲究论资排辈和实际权力的中共领导层中站不住脚,不是因为「凡是论」或做错了其它什麼事。

邓小平向华国锋挑衅开始於七七年的五月份。邓小平私下对两个亲信说,「两个凡是不行」。〔6〕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重新坐上高位,但是已经得知叶剑英要扶他上台,重掌大权。
邓小平的这番私房话当时绝不能让华国锋知道,否则的话华有可能改变主意,不让邓小平復出。邓小平在玩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心悦诚服。仅仅一个多月前,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还说,「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佈署。」在更早的一封信中,邓小平讨好华国锋的姿态更明显,他说华是「最合适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表示「衷心拥护」和「欢欣鼓舞」,并在信中多次高呼万岁。〔7〕他要让华国锋放心,要华觉得他会甘心情愿在华的领导下安安分分地工作,丝毫不覬覦最高权力。
华国锋可能是给邓小平的假象迷惑了,也可能看到了元老派大海一般的力量;也可能认识到汪东兴的中央警卫部队在政治上的局限性:虽可以一时控制领袖们的人身安危,但不可能长期代替领袖们管理整个国家;也可能慑服於叶剑英的威望。总之,华国锋经不住叶剑英的劝,让步了。七七年七月份,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如意地官復原职,重新成为中共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华国锋以下掌握权力最多的一个。这时邓小平的胆子更大了,反对华国锋的举动从隐蔽走向公开。

在胡耀邦主管的中央党校,有一个叫吴江的文人写了一篇批评华国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文章经胡耀邦手到了邓小平那裡,邓小平点头认可,於是胡耀邦放胆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杂誌上。〔8〕另外,邓小平和其他元老派人物发表一些措辞巧妙的言论,谈论实践与真理的关係,其矛头也是针对华国锋的。华国锋要以毛泽东生前的指示和思想为评判是非的準则,邓小平则要用「实践」,即事物的实际结果和成效,来评判毛泽东以往的指示和思想。
用「实践」来代替毛泽东的指示和语录作为评判是非的标準,有反毛的进步意义,但是,另一个新问题是,谁也说不清什麼是「实践」?谁的「实践」才算数?邓小平的「实践」还是华国锋的「实践」?中共对此的解释是「千百万人的实践」,但是谁能统计出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和结果呢?这「千百万人」是否就是全体中国人民?还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其实这些还是中共的文字游戯,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这些纷纷扬扬的信息必然会给研究理论,关心官场斗争的学者文人许多啟发,於是这些话题的文章多了起来。到了七八年春天,就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这篇文章。原先这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分别写的,后来两篇文章揉和成一篇。
文章写成之后,送胡耀邦审阅,胡划圈表示同意,未作任何修改。〔9〕他们原打算在《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按规定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必会阻挠。为了绕开汪,《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人请示胡耀邦后,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此文,然后再由其它报刊转载。
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这篇精心策划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立即引起汪东兴的警觉。五月十七日,汪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於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七月份,他到山东视察,谈到真理标準问题。又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0〕
汪东兴这些话的意思其实是想妥协,他自知势单力薄,不敢和元老派对抗,所以说「下不为例」,「对於活跃思想有好处」这些客气话。华、汪要的是安定团结,藉此稳固他们已有的地位和权力。他们自以为有些本钱,一是有靠山,以前有毛泽东,现在有叶剑英;二是打倒「四人帮」的功劳;三是让邓小平復出的交易。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这些都落空了。
这篇文章立即得到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支持。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裡的「一些同志」是暗指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他们的同党。
在批评中不指名道姓,使用影射,暗示的手法是中共党内权争的一贯做法,这只能证明中共内部的阴暗和斗争的狠毒。
以后出现一边倒的形势,元老派大老们纷纷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叶剑英原来对华国锋有「全力支持」的承诺,这时却不敢站出来说话。

汪东兴是当时理论宣传工作的主管,华是中共主席,按中共成规,邓小平有不同意见应该先和他们商量,不能擅自在党内外发表。再解决不了,也可以在党内会议上表决。但是邓小平不管党纪国法,他处心积虑就是要製造事端,发起攻击。
一九六六年,中共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向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发难,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共的一个副主席主动向主席挑战,拉开了邓小平帝国的大幕。整整十二年,风水轮流转。
一年以前,邓小平不敢这样和汪东兴、华国锋唱对台戯。七七年八月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副主席,负责主管宣传工作,这意味著他已不直接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因为中共歷史上没有中央常委亲掌警卫部队的先例。要麼是副主席,要麼是中央警卫部队的指挥权,两者不可兼得。
在中共内部斗争中,警卫部队的重要性怎麼说也不过份。几十年来,中共眾多领袖人物和毛泽东斗争为什麼每战必败?说穿了,大家就是怕毛掌控的中央警卫部队,因此临事必惧,人心不齐。毛一声令下就可以送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进监狱,而不要任何法律手续,也不要任何党的会议决议认可,而执行命令的,就是只听命於毛泽东一个人的,编号为八三四一的中央警备部队。
元老派如何解除八三四一部队的武装,当时有一个惊险的传闻。说是汪东兴七七年去柬埔寨访问,在他的飞机刚刚离开地面时,叶剑英和邓小平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命令八三四一部队解散,所有排以上军官立即全部復员。
确切的资料显示,七九年初,邓颖超的亲信杨德中掌控了中央警卫部队,张耀祠则被调到西南,担任成都军区的副参谋长。后一项变动的表面理由是让长期担任警卫工作,根本没有野战指挥经验的张耀祠参加指挥当时的中越战争。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还有两项静悄悄进行,意义却极其重大的人事变动:一是元老派的秦基伟担任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第一政委;二是文革中自杀未成摔断了腿,因而恨透了文革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他们两个人像把老虎钳一样紧紧地钳住了华国锋和汪东兴。
这一切变动的策划者是叶剑英,这一切变动的最大受益者是邓小平,华国锋之所以接受这些变动,是因为叶剑英承诺全力护持华国锋政权。叶剑英推邓出来也是为了平衡汪东兴的力量,七六年的宫廷政变使他心有餘悸,除了推邓出来叶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以后邓小平和元老派没有了后顾之忧, 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有了挑战华、汪中间派的勇气和本钱。而汪东兴没有了八三四一部队的本钱,就什麼也不是了。即使汪东兴和他的谋士们想要发动另一场宫廷政变,已经不可能了。

也是在七七年这个不寻常的夏天,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成立了新的党中央,五人常委中有三人是元老派,叶剑英,李先念和邓小平,中间派只是两人,华国锋和汪东兴。在这个班子中,叶剑英处於中间位置,是两派都必须依頼的核心人物。
这是叶剑英的王朝。从那时起,名义上仍为中共党主席的华国锋,实际上把大权交给了叶剑英,对於华国锋来说,这是一个理智的,也是不得己的做法。叶剑英在保护华国锋的同时,也给了邓小平一定的政治空间,这是叶剑英保持权力平衡的精心安排。在中国悠久的歷史中,中国的皇帝一直使用这种分散权力,让大臣们相互制约的统治手法,并且歷史证明效果不错。
但是叶年老体弱,不可能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於是只能把日常工作的重担交给其他人,而邓小平又是这些人中最能干、最野心勃勃,也是最得人心的,於是形势逐渐有了变化,逐渐有利於邓小平。
邓小平为什麼在七八年最得人心?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仇恨文革,甚至文革初期一度为毛利用而为非作歹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对文革大有怨言。所有这些人都对在文革中得势的华国锋没有好感。即使拿叶剑英和邓小平相比,老百姓也是更多地喜欢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文革中吃过苦,至少比叶剑英吃的苦多。吃的苦多当然反毛的决心大,朴实的老百姓就是这麼想的。
这种想法随即被证实为不错的,因为许多人开始得到了平反。干部政策问题,解放干部问题以及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是文革后民眾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很快解决,谁来解决,直接关係到党内两种力量的对比,在这方面,胡耀邦给了邓小平极大的帮助。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不久,就及时地找人写了一篇〈把「四人帮」顚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七七年十月,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共有关部门收到一万封表示支持的信件。〔11〕人们都知道胡耀邦的背后是邓小平,於是对邓小平寄於厚望,全力支持。
胡耀邦说到做到,歷史将永远记载他的功绩。七七年十二月,胡担任中共组织部长,在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涉及的干部人数约三百万。〔12〕
但是,我们必须说明,起初顺利平反的只是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干部。右派的平反开始时就遇到阻力,因为右派问题与邓小平有关。七八年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还说:「对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於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直到八零年六月,中共才决定给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但还强辞夺理说反右斗争在当时是必要的。〔13〕至於民眾中的冤假错案,比如歷年被杀戮被迫害的所谓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没有得到平反,仅仅「地主」和「富农」得到了「摘帽」〔14〕的处理,他们在人数上比受迫害的中共干部人数多得多。
又一轮红太阳在中国大地上喷薄而出。受尽苦难而又善良的中国人民对新皇帝笑脸相迎,满怀希望却缺少应有的警愓。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最大愿望是有个好皇帝。

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邓小平和一帮老傢伙们并没有被唾手可得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不敢懈怠,积极地全面部署,为总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準备。他们利用清理「四人帮」残渣餘孽的机会,打击追随华国锋的官员,比如参与七六年政变的吴德、陈鍚联和纪登奎等等,即使一时不能撤他们的职,元老派也以他们以前与「四人帮」的关联而把他们搞臭,使他们有职位而无实权。
对於那些在中间派和元老派之间左右逢源的的高级官员,邓小平毫不掩饰地表示他的冷淡,并极力进行排挤,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七八年四月,因为一艘导弹驱逐舰爆炸沉没,身为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借事故打击政敌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戯。苏振华跑到华国锋那裡诉苦,华好言相慰,并计划在访朝鲜回国时,检阅海军,以示支持。此事被邓小平知道了,邓立即让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坚决制止。事后,邓面对面地对华说:「这是一次较量。」〔15〕
几个月后,苏振华给气死了。这是一个信号。所有人都从这件事中看到了邓小平的魄力和翻脸不认人的作风。没有人再敢接近华国锋,华陷於彻底孤立的境地。
这也引起了叶剑英的惶恐不安,因为站在华国锋后面的神明正是叶剑英。苏振华不但是华国锋所倚重的大臣,更是叶的亲信,七六年宫廷政变之际是叶剑英把苏振华推荐给华的。〔16〕苏的死,使华国锋失去了在军队裡的唯一支持者,也使叶悲从衷来。叶心裡清楚,邓小平说的「这是一次较量」,其实是说给他听的。
在邓小平的心中,决不会认为叶和他是一家人。从歷史上来说,邓、叶分属於中共内部的两个系统,邓追随毛泽东,而叶一直是周恩来的部下。使邓小平耿耿於怀,甚至可以说记恨的是,叶剑英和林彪一样,都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六六年五月,叶剑英接替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甚至可能这样认为,没有林彪和叶剑英的助紂为虐,毛泽东搞不起文革。
谁也挡不住敢说敢为,也可以说是骄横跋扈的邓小平。於是这位经歷过无数惊涛骇浪并始终能化险为夷的老人就退一步想,如何使自己不成为第二个苏振华?
以后叶剑英长期住在广东,对邓小平就好像以前对毛泽东一样百依百顺,而又敬而远之,为了自己晚年的安寧,他只能失信於人,痛苦地抛弃华国锋。

第三章第二节176~177页:

当李晨光在昏暗的看守所牢房裡为遭受折磨而低头嘆息时,中国政坛正在发生一系列悄悄的不为公眾注意的变化。中国的政治权力从一批人的手裡转到了另一批人的手裡。
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到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这次会上,陈云、邓小平以及胡耀邦、王震等人向汪东兴、华国锋等中间派摊牌,发起猛烈进攻。这个会的关键不是中间派如何负隅顽抗,而是叶剑英的态度。虽然种种跡象表明叶剑英不会为了华国锋鋌而走险,和元老派其他人翻脸。但是如果万一叶剑英不识好歹,为中间派说好话,那麼可以肯定的是,邓、陈联盟是作好思想準备和叶剑英翻脸的。
叶剑英和邓、陈的分歧在於:叶帅希望维护中间派和元老派的团结,这样两派都要借重叶剑英的声望,他就成了太上皇;邓小平和陈元的计划是全面剪除中间派的势力,不允许中间派和他们共领天下。十一届一中全会,确立了叶剑英的统治,那时叶左手拉著中间派,右手拉著元老派。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要颠覆这个政治局面。
叶剑英在党内还是很有威望的,邓小平便怕会上的火力不够,煮成夹生饭。为了确保进攻的顺利进行,取得预期成果,邓小平决定充分利用老百姓的感情和舆论的作用,让民眾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这是邓小平一系列重大部署中的一环。邓相信民眾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是支持他向华国锋夺权的。邓小平自信的理由就是全国都有像李晨光、倪育贤那样的青年。
民眾的力量好比是赛场上的啦啦队,或者是战争中帮助正规军作战的民兵,虽不能决定胜负,却能造成社会舆论,扩大影响,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这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常说的「民心可用」。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曾利用当时对中共统治不满的「民心」。
大约在七八年的十月或十一月,也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一段时期,全国的公安警方已经接到了高层的命令,要求对群眾的政治性议论和活动网开一面,不得干扰。〔17〕命令得到坚决的执行,因为各地政法委员会的书记们和公安局的领导们都知道,这是来自邓小平方面的命令。
中国古典名著水滸传中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北宋的一个大官洪太尉无意中打开了封条,结果被拘禁的英雄好汉的幽灵一涌而出,来到人间,演就了一段翻天覆地的歷史。现在邓小平也扯去了毛泽东的封条,中国当代异议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当然,说中国的异议运动是因为邓小平的阴谋和怂恿而诞生,看上去更像是黑色的幽默,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第三章第二节180~ 184页:

在忻江敏、张汝雋的两张大字报出场的十一月中旬和下旬之间,人民广场上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大约是十五日开始,广场上有一些来歷不明的人在演讲,他们道地的北京话不是一般的上海人能模仿的。很多身穿制服和身穿便衣的警察在周围走来走去,他们默默地站在广场的南、北两大进出口,但并不阻止群眾进出。
上海市民窃窃私议,猜测演讲者是北京来的。也有人肯定他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因为其中有人不但戴著北京的大学校徽 和团徽,而且自我介绍说是北京高校学生,南下的目的就是点火。他们还说,他们与北京的共青团中央有关係,这次是不久前调往北京的原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派来的。他们通过「交大」校长杨酉的关係住在上海「交大」。
林乎加是改革派的重要政治人物,七八、七九年为邓小平重用。他三八年加入中共,文革前是浙江省省委书记,七八年上半年原是上海市委书记,六月却跳陞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刚刚上任,十月又晋级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是政治重镇,通常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干担任第一把手,而林当时仅仅是中央委员。这个政坛奇蹟的导演是邓小平。文革初期,毛泽东也搞过相似的政坛奇蹟,那时新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些资歷不深的年轻人一下子陞到相当於政治局委员的地位。
这个奇蹟也说明了七八年下半年,也就是胡耀邦发动真理标準讨论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半年,局势已经为邓、胡派掌控,这又进一步说明真理标準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是华国锋开始失势的原因,而是华国锋失势后邓、胡派的公开表演。

北京来人鼓励大家给北京中共中央和华国锋写信,要求中国进行改革,支持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支持邓小平。他们告诉上海的听眾们,北京的中央工作会碰到麻烦了,会上斗争很激烈,有人拍台子。还说,康生〔18〕被批评为中国的克格勃头子,康的夫人曹軼欧成了眾矢之的。又说,由於会上汪东兴和陈永贵等人竭力为文革和毛泽东辩护,所以我们老百姓要发动起来,给华国锋、汪东兴他们压力。
「现在是把《毛主席语录》扔掉的时候了。」这些话早几个月就是反革命言论,现在却像春雷一般震撼上海,久久激荡著广大上海市民的心。 第二天,广场听眾已经达到一万左右。北京来人在上海人民广场仅出现了二、三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一月十九日左右,整个上海已经满城风雨。异议运动不断的高涨,参加者成千上万,大字报则不算太多。
北京来人的传闻不脛而走,甚至传到了海外媒体。香港一份杂誌称「攎说北京有一个演讲团曾到上海去演讲。」〔19〕许多没有见过他们的上海人也相信这一点,因为,要没有中共当局的支持、默认或煽动,这麼大的事闹不起来,闹起来也早被镇压了。这是一直生活在共產党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常识。
歷史可以这样记载:七八年十一月中旬,上海的街头异议运动在上海的市中心──可以容纳三十万人的人民广场爆发。上海街头异议运动是上海异议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他说:「群眾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眾发扬民主,贴大字报。」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群眾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甚麼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眾有判断是非的能力。」〔20〕
上海《解放日报》十二月下旬转载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题目为〈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眾运动〉〔21〕。文章高度评价了正在掀起的异议运动,给了广场上的异议人士和民眾极大的鼓舞。这是党中央对异议运动最明确最彻底的支持。
这篇文章是胡耀邦让手下的中央党校笔桿子撰写的,它把中共的本质解释成是民主的,而欢迎和支持群眾运动正是中共民主性质的表现。文章中说,「有些同志搞了多年的革命,却不很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涨,就惊慌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眾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文章认为,要避免文革和「天安门事件」歷史悲剧的重演,「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民群眾要真正地当家作主。」这些漂亮的言辞体现了胡耀邦和他的文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色彩。
有了邓小平、胡耀邦中共改革派的支持,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西单墙」上的民眾信心倍增,斗志昂扬。这是中国异议运动和改革派相亲相爱的蜜月期。

〔1〕《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
〔2〕《十年的路》第71页。
〔3〕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和苏共之间相互攻撀的文章,共有九篇,所以称为「九评」。文章由毛泽东授意,邓小平主持撰写。
〔4〕这一事件至今还是疑竇丛生。为什麼要处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秘书,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却没有任何责任?如果刘少奇和这个事件有关联,那麼毛发动文革来打倒刘少奇就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至少这关係到毛个人安全。我们还可以联想:毛除了发动文革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在充满阴谋和危险的中共内部,还有没有其它有效的方法?还有,毛为了个人安全而发动文革是有失体面的,所以毛必须把刘少奇势力抬高到走资產阶级道路的高度,那麼毛打倒刘就有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认为这事件是文革的真正祸根,据我所知有一本书,那就是京夫子的《中南海恩仇录》。

〔5〕据巴人〈秘密录音始末──读杨尚昆日记〉(京报网06年6月19日)一文称,当时的刘少奇秘书是吴振英,周恩来秘书是康一民。
〔6〕《邓小平时代》第113页。邓小平的这番话是说给王震和邓力群听的。
〔7〕《邓小平》第111-114页。邓曾给华国锋写过两封表忠心的信,一封是在七六年的十月,另一封是在七七年的四月。
〔8〕《十年的路》第21页,原件是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第十五号文件。
〔9〕此处採用吴江《十年的路》第36页的说法。有些书说当时胡耀邦修改了这篇文章,因有美化胡耀邦之嫌,故不用。
〔10〕《中国当代史》第159页。
〔11〕《中国当代史》第103页。
〔12〕《十年的路》第32页。
〔13〕《邓小平时代》第157页。
〔14〕「摘帽」是中共的政治术语,表示取消以往的政治结论。
〔15〕《邓小平时代》第123页。
〔16〕《国事忆述》第51 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臺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17〕这个时期,即七八年的秋天,上海异议人士滕沪生在上海街上张贴政治性大字报,没有受到明显的压制或处罚,而这之前,警方的态度不是那样的,李晨光的被捕即是证明。
〔18〕康生(1898-1975)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的朋友,文革派的主要人物。
〔19〕晴天:〈第一次自发性民主集会〉,香港《动向》杂誌,1978年12月号。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至145页。
〔21〕《解放日报》1978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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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似棟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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