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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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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三)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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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三) (1491 reads)      时间: 2007-11-10 周六, 上午1:12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三、 双方证词辨析


戊戌政变在史学考证中之所以是个难得案例,乃是两造都留下了证词。使用逻辑和常识查考校对双方证词,不难判定谁说的更可信,从而推出事件真相。这一招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演示过了。

为醒目计,将上述两造证言一致和出入之处小结于下。

1) 密诏之谜

两造都提到皇帝给杨锐下了个朱谕,但朱谕内容不同。康梁提供的版本是: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

而袁记得的大意是:

“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不难看出意思完全不一样。康梁说的是,皇帝告诉他们五人,自己大位行将不保,要他们赶快想法相救。既然是皇帝向臣子呼救,则康梁当然可以将之称为“衣带诏”,杀荣禄自然也就符合孔子规定的君臣大义了。而袁的记述则是说,激进改革会引起慈禧不悦,行不通,所以只有请杨等四人另想好办法。

这两份诏书孰假孰真,光从证词本身提供的线索不足以判断。据康有为自己说,密诏已经被他烧毁,更是死无对证。可惜他没料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虽然在菜市口被砍了脑壳,却不是族诛。他的儿子杨庆昶扶柩出京,将密诏缝在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1909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杨庆昶将密诏交呈都察院。御史赵炳麟上奏请公布密诏并编入实录。1910年,陈宝琛又上奏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屈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以上据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杨庆昶上交的密诏原文是: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

这是说,太后和皇帝对改革步骤的意见不一致。光绪想罢黜“老谬昏庸之大臣”,启用“通达英勇”的新近,但太后不同意,认为会失去人心。光绪自己当然想把那些老臣罢免了,但他的权力不够,真要这么干,连他自己的大位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改革?所以他只好要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和其他同志一道,尽快妥当商量出个两全其美之策来,既能将旧法全部改革了,又能将老谬昏庸大臣尽行罢黜,而且还能让太后接受。

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上谕遣词用语虽然与康有为所称“衣带诏”颇有相似处,主旨却截然不同。如果它是真的,则康梁就撒了谎:首先,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光绪向他们绝望呼救的 “衣带诏”,而是让他们想出个万全之策来,既不得罪太后,又能厉行变法,还把那些绊脚石统统搬了。如果真是什么“衣带诏”,岂有要他们想好办法后再“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之理?天下哪有请外人代递的政变密谋?更别说那密谋还只是建议,必须“候朕熟思,再行办理”了。其次,那密诏乃是写给杨锐的,而康有为却无耻冒领了,谎称那是写给他本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转述的密诏大意虽然故意略去了“尽罢老谬昏庸之臣”之语,改为温和得多的“诸老臣均不顺手”(这改动也完全可以理解,原话一旦泄露,必然伤害老臣之心,成了挑拨君臣关系。此乃袁“公忠体国,为圣上讳”的一片苦心),但更接近于杨庆昶上交的密诏。

袁杨两人所述密诏主旨基本相同,仅此即足证老袁说的是真话,而杨庆昶上交的也是真家伙。既然老袁说的是真话,那么康梁当然是无耻撒谎欺骗天下人,其目的一目了然:为他们煽动袁世凯发动政变寻找借口,使得它变成“奉旨讨贼”的光明正大之举,更为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吹成了皇帝赖以救命的股肱大臣,却全然不顾这么胡吹一气只会把光绪坑得更惨。

可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国内某“历史学家” 房德邻先生还要否定,据他说:

“(杨庆昶上交的)‘真诏’说并不是确论”,因为杨庆昶于1908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中讲了“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但在清代,从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旨都必须缴回,因此杨家是不应该有密诏的,所以杨庆昶(或其他人)要在《呈文》中编造保存经过来释疑,说明杨家何以敢私存密诏。房先生认为他的编造太过拙劣,有很多漏洞,是不足凭信的。(应振洋:《再温戊戌年》,载《中华读书报》)。

您说这位房先生长的是什么木鱼脑袋?除非是造反,备受传统教育洗脑的士大夫有谁敢伪造先帝爷的亲笔圣旨来欺骗“今上” ,犯下双重的欺君之罪?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既然是伪造,何以和袁多年前写的日记中转述的大意基本一致,莫非是老袁伪造?他这么干有何好处?彼时他正在倒霉——摄政王为了替他哥光绪报仇,强迫他回乡“养病”,在这种时刻他去把旧事挑起来,提醒摄政王他是害得光绪被囚一生的告密者有何好处?就算他神通再广大,想来也没本事说服被他告密害死的杨锐的亲儿子和他一道串通作案吧?

如果不是老袁伪造,那就只可能是杨庆昶抄袭老袁的《戊戌日记》,这有可能么?就算他为他爹昭雪名誉的心再迫切,袁可是害死他爹的杀父之仇阿,他爹能在九泉之下原谅他么?那阵子的人满脑袋装的可全是这类东西,虽然现代历史学家房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何况其中还有“尽罢老谬昏庸之臣”之语,“二圣”虽已驾崩,“老臣”们还活着呢,他就不怕人家恼羞成怒,要去捏造出个假圣旨来为自己找不自在?更不用说那是群臣都很熟悉的光绪御笔,杨岂敢伪造?

而且,听房先生那意思,好像那“假诏”是现代才伪造出来似的,这才不会被精通书法和考据学、熟悉先帝的口气以及手迹乃至御用的纸笺的都察院的老先生们——乃至国学大家陈宝琛——一眼看破!房先生既敢公开说那不是真诏,怎么就不会想到这些是人都会想到的问题?您说这文科学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天生跟逻辑思维绝缘?

房先生质疑的依据最搞笑,据他说,自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书都必须缴回,所以杨家不该有密诏。他居然就没想到杨锐接诏不久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光绪被软禁,杨锐自己锒铛入狱,在此情况下他怎么还敢提那只有寥寥数人知道的密诏?当然,他儿子为了日后洗雪他爹的谋反罪(这其实是康梁等人诬陷的,后文还要论述),冒死藏下了密诏,等到“两宫”驾崩,老袁被黜,这才敢交出来。但私藏密诏和伪造密诏可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杀头有余,前者则是为了保留先帝遗墨以为父亲伸冤,而且最后也缴回给都察院了,说起来也并未违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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