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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简介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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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简介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高压”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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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简介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高压” (1312 reads)      时间: 2007-11-18 周日, 上午12:07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简介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高压”


芦笛


我在《有趣,清朝没有儒家》一文中说:

“是人都该明白,要“歪曲和变异”某种东西,你得用另外一种东西去偷换它。“

网友键盘问道:

“芦老,晚生这里有点疑惑:有没有可能不是先有偷换物而有目的地去偷换,而是在压力下被变异物自动发生变异?”

当然有可能,但那就不能说是“歪曲”了,歪曲指的是一种主动行为。你指的应该是被动变异,而那位“左派大佬”的意思可是满清主动歪曲和变异了汉文明,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还不仅此,首先这“高压”就是无知辈虚构出来的。专制社会当然都是高压社会,但相对明朝来说,清朝根本算不上高压社会。就总体而言,统治者对人民施加的压力是大大减轻了。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看都如此。

明太祖自己是造反痞子坐上大位,因此终生怕别人学他的样起来造反夺位。为此他把皇权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历史上首次规定大臣上殿必须始终跪着(宋朝以前都是皇帝坐着大臣站着,朱元璋把这传统改了),首次使用肉刑毒打大臣(廷杖),还动不动就兴大狱,大规模滥杀官吏,动辄灭族,剥皮剜心抽肠(以致各地都有所谓“皮肠庙”),野蛮残暴到了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变态地步,什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每兴一次大狱一杀就是几万人。若按孔子的原始教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才是真正“以高压歪曲变异儒家”,可惜那左派大佬不知道。

此后的皇帝虽然没那么变态,但一个比一个烂。什么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等特务统治全是在明朝发明的。更出奇的是,因为怕军队造反,所以用文官带兵,以太监作政委监军,导致国家毫无国防力量。后来和辫子兵打仗时,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让人读历史时目瞪口呆。

明初的文字狱也是赫赫有名的,朱元璋那文盲土匪生怕读书人看不起他,绕着圈子骂他,于是便疑神疑鬼,屡兴大狱,据赵翼《廿二史札记》: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

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

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

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

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

为什么说这些善颂善祷、歌功颂德的话语还会犯下杀头大罪?老赵解释道:那是因为朱元璋认为“则”是骂他“贼”(古时称土匪为贼),“生”是骂他“僧”,“帝扉”是“帝非”,“法坤”是“发髡”,“有道”是“有盗”,“秋”是“囚”,“式君父”是“弑君父”(芦按,这两条解释是我补充的),而“藻饰太平”则是诅咒他“早失太平”!

这还不算,儒教本质上是奴才哲学,按理说统治者只会提倡,绝不该反过来压制。可朱元璋还嫌孟子不够奴才,在听大臣给他念《孟子》时听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语时勃然大怒,大骂:如果这老儿现在还活着,我非砍了他的脑袋不可!立刻就命令禁了《孟子》,并下令把孟子从文庙中搬了出去。许久后才有不怕死的忠臣苦谏,说孟子的主旨还是维护君王统治的,应该恢复他的待遇,朱元璋才同意把孟子搬回文庙,但下令把《孟子》中那些为百姓说话的文字一律删除。

经济上又如何?朱元璋上台后如毛泽东一样,首先限制游民流动,规定百姓不得随便迁移,实行毛泽东式小农主义,重农抑商,反对走资,彻底摧毁了南宋留下来的相当发达的工商业。他甚至在太平时期实行宵禁制度,城内的人不得出城,城外的人也不得进城,甚至还规定集市日期,在规定日期之外举行集市就是犯罪。他非常小气,给官吏的薪俸低到无法活命,于是就制造出了整整一个为活命不得不贪污的职业贪污犯阶层。此外,他制定的《明律》还规定,官员得依据其等级,享受不同程度的徭役赋税减免。到明朝中后叶,赋税越来越重,自耕农因此破产,被迫把土地“投献”给减免了徭役赋税的豪门巨族,使得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贫富悬殊日盛一日。

这其间也有人试图改革。首辅(相当于首相)张居正看到苛捐杂税使得人民不堪负荷,于是便搞了所谓“一条鞭法”的改革,把所有税收和徭役归并为一项税收,并规定以后不再增收别的税。这改革开头倒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但“不再增税”的诺言很快就被打破了。朝廷开始大量增收名目繁多的税,以明神宗的“矿税”最混账。

明神宗(亦即万历皇帝)是个极度贪财的怪物,喜欢搜刮钱财到了病态的地步。他派出大量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税”。太监们到了一地,看到哪家有钱,马上就说人家家宅下面有矿,要拆房毁屋“开矿”,以此勒索巨贿,直到把那家人抢得倾家荡产才罢手。“矿税”的祸水流到哪儿,哪儿就鸡飞狗跳,家破人亡。后来这“矿税”竟然覆盖到几乎一切经济活动中去。太监们喊出了“税不必商”(不做生意也得上税)的响亮抢劫口号,把几乎所有的人与物都当成收税对象,不仅官吏、农工要纳税,就连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都无一不纳税。每年税收竟高达几千万两白银。刮得民穷财尽,才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时神宗虽然死了,但平叛要钱,对付边患也要钱。矿税倒是停办了,可又多出了“练饷”、“剿饷”、“辽饷”等诸多重税,刮得人民再也无法活下去。

所以,明朝垮得这么快不是没原因的——谁吃饱了撑的,去为这种只知道疯狂抢夺百姓的烂政权卖命?在“异族”手下过日子可是比在“同族”(其实朱元璋是回回,也不是什么汉族)强得多,这点连立志恢复明朝的遗老黄宗羲都没否认。他不得不承认满清政治清明,与民休息,和明朝形成鲜明对比,说康熙如果不是鞑子皇帝的话,也就可以称为圣主了。

满清无论在哪方面都绝对没有明朝的千分之一烂。在政治上,清廷废除了明朝的特务统治,撤销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并大量裁减太监人数,规定太监不得干政。有清一代,不但从未出过明朝那样的屠夫疯子皇帝、心理变态皇帝、练房中术几乎被宫女勒死的皇帝、练长生术服丹药把自己毒死的皇帝、贪财奴皇帝、罢工皇帝、大烟鬼皇帝、木匠皇帝以及疑神疑鬼乱杀功臣能臣的皇帝,而且从未出过一个暴君昏君,只出过一个庸主咸丰,但仍非昏君,更没有出过什么“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满清的吏治也比明朝干净多了,初期更是如此。

在经济上,康熙五十一年,皇帝下旨:“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徵收钱粮。”这意思是说,现在因为太平时间长了,人口与日俱增,但土地并不会多出来,所以以后收钱粮就按现在的统计人口数计算。即使日后人口再增加,多出来的人口也不再征收钱粮了。

当然,要真做到“永不加赋”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清廷永不加赋只是对人头税和土地税而言,商业税收(厘金)还是增加了的。也有人认为这其实并非善政,因为它使得朝廷缺乏必要财力去兴办大规模工程,洋务运动之所以始终只由地方官员兴办,缺乏全国性的规划努力,朝廷缺钱就是一个重大原因。但在我看来,与明朝相比,清朝皇帝当真堪称爱民如子了。

在军事上,剽悍的辫子兵东征西讨,把疆域扩大到了中国立国以来的最大值,几为明朝幅员的三倍。全盛时期的清帝国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西伯利亚,东至琉球(今日本冲绳)南至曾母暗沙。新疆、西藏、内外蒙古、东北的建州卫(亦即如今辽南)以北直至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第一次进入中国版图。此外还有缅甸、安南、朝鲜等附庸国,其幅员之辽阔绝非汉唐可以梦见。

文化上又如何?本人无知,还从未听说满清压迫过儒教。和元朝统治者相反,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极度有利于统治者的奴才宗教,于是不遗余力地提倡鼓吹之,并主持了若干大规模文化工程,以此标榜自己是弘扬文化的旷代圣主。康熙召集了全国有名学者,编篡了著名的《康熙字典》、《韵文佩府》等工具书。乾隆召集全国有名学者,并发动民间献书,编出了中国最大的官修丛书《四库全书》。这些由朝廷主持的旷代文化工程,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至今后无来者,难道这就是“歪曲变异破坏汉文化”?

当然,不容否认,因为是少数民族(亦即左派大佬所谓“异族”。其实我早说过了,所谓“汉族”本是个文盲神话,没有哪个“汉人”特别是北方“汉人”身上不流着几种甚至几十种胡人的血液。前段中科院张院士主持的线粒体DNA普查表明,北方“汉人”的线粒体DNA相当均一,南方“汉人”的则比较多样,提示北方汉人经过反复大规模的民族间混血[当然人家没这么说,只是报道了实验结果],与我从语音学上考察所得结论一致)入主中原,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在当国初期也搞过文字狱,甚至借编辑丛书或修史之际篡改古籍,但那都是针对对女真族的种族歧视以及煽动种族仇恨的文字(例如“胡虏”、“虏”等辱称),从未听说过改窜过儒家典籍。孔子“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 、孟子“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之类话语不但从未被删除或改窜过,后来在晚清时还成了守旧大臣包括满臣反对学习西方的“理论”武器。

当然,从明到清,儒家确实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作为宋明儒家主旋律的程朱理学沉寂了,所谓 “朴学”代之兴起。但这和满清“歪曲变异”扯不上关系。相反,明朝遗老顾炎武恰是“朴学”的开山祖。清初儒生之所以弃绝理学,开创朴学,据《四库提要》的解释,乃是“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这其实是清初汉族读书人沉痛反省明朝亡国之祸的结果。这从戴名世的沉痛感叹中就能看出来: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因此,当时的读书人抛弃“喜骋虚辨”,“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的清流祸国风气,改治踏踏实实的学问,乃是他们沉痛反思,吸取理学祸国教训的结果,并没有哪个满鞑子去以“高压”强迫他们转向。相反,清廷当时提倡的恰是宋明理学。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朴学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贡献,都远远超过了理学那种只知唱道德高调的政治课。有清一代,理学从未像在明朝那样盛行,这在我看来就是清朝比明朝更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原因。的确,理学只是在晚清才获得复兴,而它的复兴恰是清朝覆灭的前奏。这绝不是偶然的。过分强调“气节”的宋明理学乃是一种亡国之学,专在遇到民族危机时勃兴,以其勃兴而加速亡国,宋朝如此,明朝如此,清朝也几乎如此。

综上所述,“满清入主中原造成了汉文化的堕落”完全是无知和狭隘造成的偏见,是某些汉族不敢正视自己的耻辱发明出来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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