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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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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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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4689 reads)      时间: 2013-3-26 周二, 下午6:55

作者:草虾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1935年初,田漢先生寫作《義勇軍進行曲》的原詞是“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後來改“國”字為“族”字,因為組織認為愛國是愛蔣中正之國,故有當時的左翼文人之爭介於【國防文學】与【民族文學】。現在,台灣人既然接收了中華民國,也可接收這首《義勇軍進行曲》,拿來那份精神用於抗共。何況,作曲者聂耳1935年初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後,1935年7月17日在神奈川县藤澤市鹄沼海滨自沉以殉日本國了。

1936年的張揚暴亂,成為直到1966年的毛劉周惡鬥之源:西安事變無關民族主義!

毛澤東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領導地位”之後、獨霸延安之前,有一段極其窩囊的日子,窩囊的原因是自作聰明策動了西安事變卻遭到共產國際的狠狠打壓,憋的一股鳥氣是他從延安整風直到文革的復仇動力。為此,我們需要探究:西安事變的精神價值或曰推動其發生的思潮,到底是什麽主義?

我先聲明,我認為這世上跟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假如是存在的,那麼诐使用之時,是從本民族相對於他民族而言的,那麼要看本民族是處於相對地位的弱勢還是強勢?如果是受害的弱勢,那麼一隻狗也知道保護自己的窩免遭侵犯,何況人呢?所以弱勢者使用的“民族主義”,根本是爲了自己免遭亡族滅種的種族主義。如果是施害的強勢者呢?不就是沙文主義或者納粹主義?還是種族主義。就如荷蘭人反抗西班牙爭取獨立,之後到了南非。所以,民族主義這東西的本質是種族主義,也就是生物學上的種間鬥爭,沒有什麽先進玩藝。

華文古籍說到其他“民族”這個意思,使用的詞彙是“某種”,諸如吐蕃種、蒙古種、回胡種,就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民族”這個詞彙是近代才有的,捉摸其意就知道,“民”是相對於“官”而言,一個“民族”就是一個官府之下的屬民,無官則無民。近代之所以有“民族”,是因為最大的官皇帝及最大的官府朝廷均倒閉之後,改行孫中山鼓吹的三民主義,所以“民”字就特別香起來鳥,屁民們紛紛覺得民主了嘛,自己就是小皇帝了?

看看西安事變的蔣毛張楊諸公,沒有一人可稱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的一生事業都是忙於殘殺“民族”同胞。然而他們殺人的時候畢竟要有個旗號,不是劉備那個時代殺人的時候可以自稱皇漢嫡裔,所以只能一邊高喊“民族主義、中國人不殺中國人”,一邊伸出刀去殺到的只能是中國人。蔣毛張楊是最有資格高喊民族主義的,喊出來都是假的,何況他們之下任何人還能喊出真的嗎?當然,他們是強者大人物,知道自己就如上面的嫖客一般吼著愛情,那麼弱者呢那些賣命的臣民士卒,的確也有真喊真信的,但也因為他們是弱者,或因昧愚或因诐迫,只能喊這些玩藝,就如身下的小姐呻吟的也是愛情。

西安事變的史實資料,現在都很清楚了。當時中國的軍閥林立,最強的是蔣記的俄式黃埔軍,其他軍隊也或多或少的受過俄式訓練,那是當時的潮流。楊虎城是草根刀客出身的倒灶兵痞,跟他的老上司馮玉祥一樣,有奶就是娘。張學良是紈絝出身,只知道以權謀色,不像老蔣那樣懂得拿性交作為勾結洋人吃軟飯的捷徑。毛澤東專以黑打為樂,打得天下大亂最好。當時的局面,是老蔣明喊“攘外必先安內”,命令張楊與毛相殺。張楊毛合作的西安事變,得手之後的狂喜,是要召開公審大會,槍決老蔣。他們如果信奉半點民族主義,也該知道一旦殺了老蔣,中華民國就是一盤散沙,就不存在抗日的民族中堅鳥。

張楊毛當時的主義是“國際主義”,即殺掉英美走狗老蔣,依託蘇聯成立蘇維埃西北聯邦-(注意這個西北聯邦是以新疆的盛世才為楷模),讓華東的英美帝國主義走狗與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去殺吧。他們以為,殺了老蔣,才是徹底貫徹了“武裝保衛蘇聯”,因為沒有了蔣記黃埔的抵抗,日本可以長驅直入華邦,幹嘛還會去背上伐俄呢?

但是,他們都沒有料到的是,共產國際的主義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變臉,從列寧主義的讓自己祖國失敗,變為斯大林的愛國民族主義。秉承旨意的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羅夫為支共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即民族主義的出籠,而且要賭咒發誓擁護老蔣擔任統戰的統帥。劊子手要把囚犯押赴刑場的時候,突然挨了兩記大耳瓜子,得到命令趕緊為囚犯鬆綁,還要下跪,磕頭求饒冒犯之罪。張楊毛趕緊訂立攻守同盟,銷毀策動西安事變的往來罪證。

我們看看毛澤東的處境變化就知道了,他是匪酋中第一個到陝北的,所謂先到為君後到為臣,立刻成了說一不二的陝北土皇帝,而且策動了西安事變,立刻驕狂不可一世。但是,天上掉下個太上皇王明,手捧“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聖旨。此時,毛澤東策動西安事變的得意業績,已經變為破壞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萬惡大罪,隨時可诐王明等等國際派摘下腦瓜,所以忽而變得身段柔軟低聲下氣,處處高呼王明同志萬歲。。。

所以可曰,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國際主義,和平解決是因為“民族主義”。只不過,這個“民族主義”是共產國際的另一張狗皮膏藥而已,從“摧毀本國抗日力量、對日綏靖以求武裝保衛蘇聯”變為“動員本國抗日力量,對日抵抗以求武裝保衛蘇聯”,因為需要“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所以需要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這個“民族主義”其實還是國際主義。

所以可曰,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為國際主義,解決還是因為國際主義,從頭到尾無關民族主義。也因此,才能明白共產黨在文藝界的左聯惡鬥,一方是周揚等鼓吹擁護老蔣抗日的“國防文學”,另一方是魯迅等鼓吹抗日旗下繼續反蔣的“民族文學”。然而魯迅關於民族的論斷是:“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可見魯迅与毛澤東之心心相通,都不主張抗日,因皆認為中華民族只適合做殺材。

不要小看這點微妙差別,它決定了中國後來半個世紀的命運。因為共產國際的政策轉折,導致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作用的功罪反轉,此際毛澤東憋下的惡氣,從延安整風整頓那些鼓吹國防文學的文學青年,一直到文革都沒整完!《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1966年被“专政”关押于秦城监狱,有糖尿病而被迫著趴在地上喝掉自己的尿液,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一起发作,也不敢有最後的吼聲,死后被宣布:“田汉死了,罪大恶极”,“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支囯人不能再唱他作词的歌曲。

西安事變為何在毛死之後才拿出來炒作?皆因此乃毛澤東轉勝為敗的心頭恨事。毛因發動此事而低頭,周解決此事而抬頭。說句題外的,西安事變之後共黨內鬥的變化,乃因劉少奇的崛起入局以致出局。劉少奇的崛起,又是因為“堅決破壞統一戰線”的策動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黃橋事變消滅國軍萬人,引起國府報復,誤殺了“堅決服從統一戰線”的皖南新四軍萬人,導致新四軍從周恩來到劉少奇的轉手,奪槍之恨。這也是文革之際周恩來要殺劉少奇的因果所在也。

共產黨的路是從1936到1966,國民黨的路是從西安到台灣。過去是共產黨爭取國民黨的招安,現在是國民黨爭取共產黨的招安。作為民國遺孤,我不由得吶喊: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作者:草虾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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