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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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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 (下)   
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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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 (下) (1057 reads)      时间: 2016-6-01 周三, 上午2:25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二、中国的文革

谈此问题首先要确立的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传统社会。在这个认识下我们就可以在理解了现代性的基础上来看文革,从现代性的灵魂科学思维入手来分析文革。

前面分析科学思维时提到科学思维引出了两个推论,第一个就是现代社会必须实现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分离。这后面的逻辑是:信仰属于不容置疑的观点,它的真理性在已经有了科学思维这个实证方法后属于无法求证之列,因而无法避免无休止的争论,所以人们必须拒绝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来规定人们的社会生活,否则它就必然会通过国家权力来压迫或迫害不同的观点。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依靠信仰对统治者授权,----即通过民众接受信仰后认可国家权力,自愿接受甚至支持统治,所以政教合一成为古代社会统治权力传递的普遍方式。由于没有科学思维,这样的统治方式可以不受挑战地长期实行。现代化所发生的新旧制度的冲突,在最初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表现为要求取消政教合一,在后来被推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里也要有这一步(未必是现代化的第一步,见上一节“现代性”的论述),否则制度的变革就会受阻,甚至表现为与历史文化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动乱。我以为文革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因为信仰与国家权力不分而导致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动乱。

A、后发盲点问题

中国不是自发地产生了科学思维从而发生转型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由于外来的推动被迫转型的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发生从自己的文明内部看待现代化的冲击,视现代化为外来文明对自身文明的侵犯,从而本能地进行抵制;
----第二个问题是在看到外来文明的强势后难以认清其后的原因,只看到表面的现象,从而只效仿他人的坚船利炮来进行转型。

我将这样的问题总结为“后发盲点”,并认为它是一个后发转型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会严重影响现代化。

以亚洲最先实行转型的日本为例,刚开始与西来的文明接触后很快就采取海禁政策,直到1854年被美国海军佩里舰队强行闯入江户并登陆后,才被迫与西方签订条约开放海禁。其后又经过十多年反复,直到1868年才正式发动明治维新。结果40年不到,日本帝国在1904年-1905年与沙俄帝国在陆上和海上都有交战,竟然打败实力超过自己的沙俄帝国。但是,日本人显然没有弄懂现代性,始终没有真正实行国家权力与信仰的分离(当时日本的天皇其实是日本民族信仰的代表,国家权力是由幕府掌控---Murphy,2014),所以在政治生活中拒绝科学思维,结果在欧洲帝国主义走向尾声的时候追求发展帝国主义,终至在现代化开始在西方发生演进放弃帝国主义时侵入中国,进而发展到全面征服亚洲,不能自拔而发展到与西方首强美国交战。日本军国主义是建立在对于天皇所代表的日本神道的信仰之上,视生命的价值在于为天皇牺牲,以至于败局已定时仍然发动“神风”攻击,宁愿做无谓牺牲也不投降,最后导致350万人口的牺牲,在美军占领下重新开始现代化。

再以土耳其为例,其“现代化之父”凯末尔带领土耳其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则能够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从政教分离入手,将传统的奥斯曼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虽然土耳其现在仍然有各种问题,但与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相比,不能不说土耳其的转型成功几乎是个例外。引导它成功的“凯末尔主义”的基础是凯末尔对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启蒙精神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对于现代化的灵魂科学思维方法的把握,并通过凯末尔主导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尤其是立法与教育方面的改革,最终将领袖的改革变成自下而上的改革,发展为社会的进化。土耳其的转型没有如日本那样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完全由土耳其人自己主导实现了转型,在我看来是世界史上的转型范例。

中华帝国的转型是在继承了清帝国的基础上开始的。民国开始的北洋十五年其实是实现了政教分离,结果出现了汉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进步,无论是在对传统思想的继承批判还是对新的科学思维的学习,以当时中国的文化普及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支持来衡量,现代化成绩斐然。问题在于能够统领中国的过渡人物袁世凯没有凯末尔那样的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加上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将临时总统权力交出时又弄出了架空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终致袁世凯在民国开启的最初关键两年成为空头总统,国家向法治的过渡失去了稳定所需要的宝贵的头两年,陷入混乱,结果袁-孙摊牌,孙发动二次、三次革命,在得不到欧美日支持后投向苏联,无视世界文明的演进的现实,把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引入中国,成为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自此,中国人看待现代化就完全从内向外,将现代化理解为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侵辱,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中国鼓动打倒资本主义。这一思想从孙传给蒋,又由共产党接过来,进一步系统化为“百年耻辱”(1840-1943),夺权后在批判传统信仰的基础上引入共产主义信仰与国家权力结合,重树新的“政教合一”,禁止在政治生活中应用科学思维,封闭社会内外的思想交换与物质交换,坚持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又打倒“苏联修正帝国主义”,将中国隔离于世界,使现代化完全中断。

与上述过程相对应的事实是:自1912年以后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所有人物,无一不想实现中国现代化,即便毛时代中国完全封闭时,现代化事实上彻底打断了的情况下,毛也是希望并认为他在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中国领导人以及绝大多数民众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是建立在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基础上,所以才会在世界现代化的时代出现文革这样的冠以现代化名义的文明大倒退。

B、中国人眼里的现代化

概括说,中国人眼里的现代化是实现“强国、富民”,而不是建设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所以强国富民是目标,其他都是手段。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出发来考查,统治者历来强调国家强大,民众则盼望富足,在封闭的状态下,上下都从内向外看西方文明对于传统社会的冲击时,限于思想资源的束缚而形成这样的现代化目标是必然的,无可厚非的。

所以,在国人眼里,如果国家积弱,百姓积贫,那就是制度---也就是手段---有问题。如果这个制度正好是专制,那专制就是坏制度;如果是制度不能凝聚人心,那就是集权不够,或者是专制不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国人对于制度问题不断变化的认识:

---清末国家腐败贫弱,人民生活困苦,革命派和改良派都一致同意帝王专制是个坏东西。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其宣誓效忠,绝对服从,实行党内专制,认为这样才能最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抗战爆发后,很多当年反专制知识分子(如蒋廷黻、钱端生、丁文江等)都呼吁要加强专制,否则必然亡国亡种。
---抗战后期到1949年,政府腐败,尤其是豫湘桂战役国军大败后,人们又一致转而要求民主。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都声讨蒋,异口同声说要打倒专制,中共也多次由高级领袖发言称颂美国民主,说要在未来的中国实行民主。
---1949年以后中共实行政教合一的集权专制来强国富民,国人绝大多数都认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支持中共一党专制。
----文革爆发后终至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搞开放,人民看到了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差距,认为都是专制的不好,大多知识分子的认识又回到了49年以前。
----89年因为经济改革出现的大量腐败,引起社会不满,学生首先带头争取民主,但是邓却认为六四是“乱”,必然破坏强国富民的伟业,所以要镇压。官民出现认同上的分歧。
----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全面发动经济建设来实现强国富民,少有人再提专制问题,甚至认为六四是害了改革。有的六四学生领袖回头投入经济大潮,六四成了绝响。
----中国现在初步实现了强国富民,现有的专制体制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支持。

观察现今的中国可见到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1)尽管中国有大量的腐败,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国家掌管着所有的媒介,共产党不受宪法管辖,但这一切都不能抹杀现今中国是史上最强、人民生活水平史上最高这一事实。(2)国人现在一年出国人次达到一亿二千万,各种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也是史上空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远比任何时候要多。

在上述两个事实的基础上,要说国人对于现有专制体系的支持不是出于认同显然不符事实。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强国富民是我们中国人的最高追求,如果专制妨碍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打倒专制,如果民主妨碍我们,那就打倒民主;谁能领导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跟着谁。

所以,不仅国人不断改变对于民主与专制的看法,前面说的自1912年以后出现的政治领袖们也同时在争斗权力时将对手斥为“贼”或“奸”,--- 甘当外国人的走狗,让中国永远积弱人民积贫;只有自己是要把中国领向强国富民。这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逻辑。

C、贫弱的科学理性

人类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统而言之,人类理性主要表现为对于真与善的思维判断,科学思维是关于真伪判断的思维,所以又叫做科学理性,;善恶判断思维属于道德判断,其对象是人行为目的,所以又叫实践理性。真伪判断依赖于可以实证的客观标准,善恶判断依赖于众人统一的价值标准,因为各人的经验不同,价值标准不同,如要统一标准,那就要有绝对的权威。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里没有树立过上帝那样的绝对权威,而是将权威视不同的人际关系分别赋予君、父、夫、兄,以他们的意志来决定臣、子、妻、弟的行为的好坏判断。同时,传统文化里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哲学思考里面自古以来就是求真理性---也就是科学理性---薄弱,它与前面的道德文化一起形成中国人的思维特色。有关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讨论过,在此放下。

说到文革,我以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的思维特色在信仰与国家权力结合下得到发动,个人行为从上自下普遍地被非理性的情感所左右。它的发动者所依据的判断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它的响应者的动机是出于非理性的政治信仰。毛泽东的思维特点在其投身革命的早年就表现出实证理性显著贫弱,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演进的结果,但却被过度解读为毛的正确领导,甚至说成是因为毛的实事求是,并将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他晚年失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致。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下面我举毛泽东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来分析一下毛的科学理性的早期表现。

毛此文成于1925年12月,结构上是一篇实证分析政治论文。该文网上很容易下载,读者可以查看。该文的分析涵盖五大阶级,十二个阶层:
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2、中产阶级
3、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小商人)
4、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
5、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游民无产者),约200万人

《分析》全文不足4000字,加上说明和注解等共约6500字。平均算下来每个阶级的分析不到1300字,以正文算,即使最详尽的关于中产阶级一节的分析,约900字,无产阶级的分析约800字,而革命的最大敌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分析不过170字,全文是(摘自《毛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通观上面这段文字,读者无法知道究竟有拥有多少地算是地主阶级;为什么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究竟谁是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如何和中国的地主阶级发生联系;为什么他们代表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反动的生产关系反的是什么;何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了,如何衡量的;为什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些帝国主义是那些国家;等等,每一句话都没有论证,都是宣示句。

此文在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间曾刊于三家杂志,最后编入《毛选》时作者又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毛选》按),其中把毛曾经列举为地主阶级代表的人物删去了,同时也把此阶级占中国四亿总人口1%的结论删去了(但他同时又说此阶级人口不超过100万,毛的原版里同样没有说明他是如何知道这个阶级的总人数的)。如果设问“这样的分析文章的可靠性难道没有人质疑?”的话,我们今天恐怕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真相没人知道,而我则宁愿相信没有编辑在发表它时认真质疑了它的结论的可靠性,因为1925年到1926年时,毛并无权力可以强迫他人发表自己的东西。据此,我们难道可以相信毛后来的革命策略的制定真的是有凭有据、事实求是的吗?

不仅该文,毛的很多论述性文字都是只有观点,没有实证而被当作事实接受的。原因无他,盖因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科学理性贫弱,好恶判断当头,凭感觉下结论的时候多,所以毛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文字就成了极具煽动力的东西。在文革发生之前,毛在当时的处境下就有了他的想当然的误判,与他最早的《分析》是同一根源,结果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威发动了文革。

文革发动了,人民对于权威的服从与盲从,对于强国富民的渴望,终于在当时信仰与国家权力合一的基础上化为对于文革的积极响应,于是有了前两年的疯狂。所以文革是一个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化而来的灾难,不是毛一个人可以完全控制导演的权力斗争。潜水先生转贴的杨继绳的文章也充分说明了文革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毛的控制,毛实际上是整个博弈中的一个大角而已,其他的小角就是七亿同样缺乏科学理性的民众,当他们的力量合在一起时,文革的进程就脱出了毛掌控。这种理性的贫弱,在毛就成为发动文革的动力,在民就成为响应文革的热情,合在一起就是这场持续了十年,到毛死去才收场的文革。

D、文革还会再来吗?

有人列举了文革发动的五大政治经济理由来说明以后要再发生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下,只要治国者不误判而发动文革,文革就不会发生;或者多数民众不迷信权威响应革命号召,文革也再不会发正;不须五条或更多的理由。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虽然随着现代化在进步,但在国-党(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灌输教育与在政治生活里排斥科学思维的做法,使得科学理性难免仍然落后,所以当上下都合拍时,文革就可能在不同的水平上再次发生。

杨继绳的文章里提到毛提倡学习马恩关于国家学说的四本书,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文革的成因的影响。我以为马克思其实对于毛来说不过是要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工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从来不是毛的理想,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科学决定论”,暴力革命不过是马克思认为必要的流血来换取最终的自在的自由的代价,而毛对于自由主义毫无理解,他虽然恐怕相信马克思的科学决定论,但他的《分析》显然说明他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研究的素养,而是凭着想当然下结论。俄国人远比毛懂得马克思,但他们没有文革,也没有大跃进,这说明文革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产物。文革与大跃进其实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政治领域里的疯狂,另一个是经济领域里的疯狂,两者都是为了实现毛的强国富民乌托邦,所以毛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实行起来就远比“科学社会主义”疯狂,毫无理性可言。正因为如此,中共在毛的治下就不断发生毛对于社会发展的“修正”,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文革,其中毫无实证理性可言,每一次都是凭想当然来估计社会发展现状。此前的其他政治镇压,从红军时期的内部肃反,到执政后的外部与内部肃反,其实都是毛与中共其他领袖无根据的误判,随便拿一个百分数来计算幻想的敌人,与毛早年的《分析》同为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不变,毛就必然要走到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的路上去。

读者或许要问,如果毛的这个思路并无根据,难道他的“拍脑子策略”又能打败蒋介石?事实是中共的策略当年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中共一直不能成气候,只能搞些武装割据,最后被蒋驱赶至西北一隅。是日本侵华挽救了中共,毛也向日本人这样说过。问题在于人们解释历史时容易走向“决定论”,不是考虑多数人的大脑的相互作用,而是过于强调一、二个大脑的决定作用,所以过度强调了毛的作用。恰如美国人过度强调美国“国父们”对于美国今天的强大的作用,而事实是他们当年的设计不过是英国君主立宪的翻版,我曾在关于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文章里讨论过。所以,中共的胜利是多种国际国内因素在大陆相互作用的结果,只能用进化论---而不是决定论---来解释。中共胜利以后,各种因素跟着发生变化,历史的进化便引出了不同的结果,最后中共只能全部放弃毛的政策。

现在中国的经济强大了,很多人又开始强调邓小平的决定作用。其实邓当年根本没有具体的设计,只有开放国门的想法(如前所述,开放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剩下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了。现在,大多数国人又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专制体制的成功。其实,这40年里起作用的因素太多,包括欧美在开放之初提供的帮组、发达国家的产品需求、海外华人的投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长时间的世界和平等,中国的集权政府的作用只是因素之一,恐怕根本就不是决定因素。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进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定的过程”。

如前面第一节的介绍,进化论(即“进化的过程”)与决定论(即“决定的过程”)是科学思维中的两个重要方法,前者强调要在理解影响进化各要素的基础上避免最坏的结果,后者相信选取决定因素来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决定论者相信如果习近平决定在中国搞民主,民主就可以建立起来,因为习是决定的力量。进化论者则认为,是人的思想决定了人的行为,加上很多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演化出社会的进步,所以把科学思维引入政治生活是催化中国现代化不断进化取得成功必要一步。有了它,才有可能取得社会的进化,未必有最好的结果,但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取消信仰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后面才可能将科学思维引入政治生活。我曾在《中国已经走在转型路上》提出转型的三大问题是政教合一、国家统一、民众教育,现在的看法仍然未变。这就是我对文革的过去与未来的认识。

三、美国的大选

说完文革,再来观察现代化背景下的美国大选。前面关于科学思维的两个推论的第二个是社会永远处于演进之中。这是因为科学思维得出的结论都要随着新发现的实证随时修正,因此只具有相对真理性。这样一来,人的社会生活所依据的真理就不断修正着,社会也就永远处于演进之中了。这个观点是我下面评论美国大选的根据。

一向以来,华人中间有很多人对于西方“政治正确”提出各种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西方的“政治正确”是重韬当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之路,走上了死胡同。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在本坛进行过讨论,说明它的历史渊源,以及在这个口号下的各种社会进步以及引发的一些问题。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前,需要首先说明西方现在的“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道德价值,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才能为社会决定是否可以成为普遍道德准则。但如我在“现代性”一节中的分析,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权利把道德价值观按自己的判断提到法律层面来评判,甚至形成新的法律,在法治国家成为约束力,结果就可能出现尚有争议的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造成对于对立面的压迫,这就要引发社会争议,发展下去甚至成为社会冲突。但是,这种“政治正确”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迫人民接受国家意志是两回事,形成的机制不同。这种争议的根源尽管还是在于制度的压迫(分析见“现代性”),但它是通过选票来实现的,所以还必须以选票来化解,这就造成了今天这样波澜起伏的美国大选。

现代性下由科学思维导致的社会演进的机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举同性恋的例子来说明。在科学实证出现以前,人们认为少数现象都是异常,等于不正常,同性恋因此被看作不正常现象,于是受到歧视。科学实证发现同性恋不是个人的社会选择而是自然的生物现象后,歧视的基础便不复存在,相应的立法就要修改。这就是社会演进的机制。再例如废除死刑,其后的理由是发现很多犯罪是因为某种非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大脑疾病所促成,这样一来用死刑惩治罪犯的理由就难以站住脚了。其他还有如种族歧视,也是因为实证否定了人种间群体的智力差别。道德判断有时可能先于实证提出某种呼吁,但在现代国家里最后还是要以实证来决定政策走向。

但是社会演进的复杂在于它不会是同一方向的演进,因为演进的基础是人的大脑,而大脑出生后只是一个空的硬件,已有的社会价值---不论其新旧---都可能被复制到新一代身上,结果就表现为演进的多向性。当变化最后以价值观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时,如前所述,就可能通过进入立法改变制度,在美国可影响到社会福利(最低工资、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例如同性婚姻以及最近的变性人的厕所使用权的争议)、移民政策、税收等。价值取向的差别会让反对方觉得受到压迫(经管事实未必总是如此),于是形成社会冲突。

因此影响到大选的因素,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新法的制定、移民问题(社会开放与国际秩序)等。由于现代化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加上新生的人群都需要重新塑造,所以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如美国)与后发的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如中国)都有类似的经济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不过给全体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达到同一水平的文明程度的机会,最终必将通过开放而拉平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如果这个过程可以平稳的实现,那就不会有争论了,问题是它恐怕只能表现为波浪式的发展,让人如坐过山车,往上时开心,向下时揪心,所以吵不完。

解释美国的现代化过程,我以为恰如前面对于科学思维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一样,其后的机制还是进化论(而不是决定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最好的例子之一莫如历史学家麦克内尔(JR McNeill)提出的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要归功于蚊子的解释。他根据对于1779年到1780年北卡与南卡州地区的蚊子所传播的瘧疾对于在该地区交战的英美军队的战斗人员的伤病影响的研究,认为打败英军的其实是瘧疾,而不是华盛顿将军。所以他说,“蚊子帮助美国人从与英军的僵持中夺得了胜利并赢得了美国革命战争,没有它就没有今日的美国。下次7月4号你被蚊子叮到时得记住它。”

但我们每个人能看到的历史变化比较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做判断时又没法不受自己的所见所闻的影响,所以大选中的人物的不同说法很容易影响到我们对于未来的看法。世界各地对于重要人物可以决定历史走向的看法大都如此。奥巴马一上台就得了和平奖,诺委会显然希望他能为世界的和平作出历史性的改变。不过,“形势比人强”,他能做到的有限。美国人对于总统的期望有如宗教一般虔诚,表现在对一届又一届的大选的热忱上,改变美国几乎成了每个竞选人的口号。最后的改变恐怕还是自下而上,不是自上而下。

乐观地说,这或许是美国民主暗藏着的活力所在;审慎地说,现代性的进化性或许决定了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弄不好也会发生民主制度翻船的事。

最后要说的是,强调进化论绝不是否认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而是指出人类思维对于自由的诉求的决定作用,不论决定论还是进化论,后面起作用的还是对于自由的追求,它是全人类的追求,是现代化的源头。

四、结语

我以为今天的世界的精彩来自于世界的现代化。它起源于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它所带来的现代性决定了人类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生活。现代化看来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先发的国家作为全人类的探路人做出的牺牲最大,得到补偿也最早,不过现代性却不是可以通过DNA传递给后人,或从前人的基因接受过来。后发的国家虽有前人的经验和劳动可以收益,但建立为新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思维方法却不是他人可以代劳的事。现代化是全人类的进化,最终大家都要扯平。

我们今天的生活是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与理解的,不过我们一出生所扛着的大脑却和我们祖先出生时的大脑一样,等我们长成时,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一定比自己的祖先要知道的多,或者一定比他们更先进。

尽管一切起源于人类智慧,但我们的智慧是不完备的,我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必须制造压迫,在受到压迫时渴望自由。因为我们叫做人。

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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