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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犀利公: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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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犀利公: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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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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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犀利公: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95 reads)      时间: 2018-10-07 周日, 下午3:58

作者:加人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加人前言

犀利公是前解放军 军官。因为又良知。正视觉历史。

他批评毛泽东。发对习近平的重新歌颂毛泽东。

绝不会 用赞美 的口吻 如 水寒那样称呼

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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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

该如何评价“毛时代”?


对“毛时代”或毛本人的评价,有官方和民间两个版本。

官方的现行版本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可称之为“三七开”版本,即毛有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邓公定的调子。
自官方这一版本出台之后,民间对毛的研究和评价原本归于沉寂,但近年来随着新左派(毛左派)的鹊起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热浪,民间对毛的评价版本也呈多元化趋势,
主流有两个:新左派是“十全十美”版本,认为毛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即便是不在了,他那“光辉的思想”,不仅是实现“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乌有之乡口号)的总指导,也是解决中国腐败失控和贫富悬殊的灵丹妙药;

自由派是 “倒三七”版本,即三分成绩 七分错误,
或如 李锐老先生之语:“ 毛 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在持续关注“重庆红”的过程中,
犀利公一直觉得当下的中国很有必要重新开放评价毛的话题,应当允许民间就此问题展开辩论,给予新左派和自由派充分的研讨自由,
对毛到底该怎么“开”,自会辩个明白。
日前读钱文军先生《也说“毛泽东年代”的意义》一文,才知道张博树先生对“毛时代”特别是文革竟有如此之正解,着实有点吃惊。今天便说说这个话题。

张博士算是自由派学者,此前因主张民主宪政而被中国社科院开除,现正在撰写六卷本专著。张秉承“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来分析关于毛时代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无可指责。他得出两条对毛的基本判断:
毛既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
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

钱先生《也说》一文,一如他过往的风格,建立在海量阅读和敏锐判断之上,
对张文中诸多“夹杂在米饭中的石英沙”进行了全方位分析,
与张博士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张对毛的第二条判断上。犀利公此文,也是围绕这一条即毛的“真诚”话题。

一、毛时代的“真诚”史

张博士认为毛“真诚地”希望“天下的劳苦人民得解放”,是否真的如此呢?还是按照张博士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先来回顾一下“毛时代”

(1949-1976)都做了些什么。

1950-1953,镇反(镇压反革命)
1951-1952,三反五反,思想改造

1953-1956,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公私合营

1954-1955,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

1954,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1955,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肃反(肃清反革命)

1956,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苍蝇)

1957,反右(反击右派分子)

1958-1960,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1958,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

1959,批判彭德怀(庐山会议)

1962-1965,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963,学雷锋运动

1964-1981,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64,京剧改革,批判“合二而一”

1964-1965,城市“五反”,农村四清

1965,文艺批判 (《李慧娘》、《林家铺子》、《不夜城》、《海瑞罢官》)

1966,批判“三家村”

1966,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1976,文化大革命(1966—1968,大字报、红卫兵运动、大串连;1966.8,打倒刘少奇;1966.10,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1—1968.9,一月风暴(革委会全面夺权);1967.2,二月镇反;1967—1972,“三支两军”;1967.3,揪叛徒;1968—1977.11,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1968—197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清理阶级队伍;1970,一打三反;1970—1972,清查五一六;1970,批陈整风;1971,林彪事件、批林整风;1973,批林批孔;1973,反击右倾回潮;1974.6,评法批儒;1975,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75.11,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统计,不含文革这项大运动中所包含的31项子运动,
在毛独裁的1949-1976这27年间,共开展各种运动30多次,死人5000万以上。
这就是毛这位“真诚的共产党人”亲自导演的杰作。
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热爱并赞美这样的“真诚”,那么,

犀利公只能哀叹:中国人莫非真是地球上最劣等的族群?!

如果张博士认为毛是一个“真诚”的人,
但不知其真诚体现在哪里。
对亲人?对战友?对同胞?对敌人?

上个月,毛新宇将军在杨开慧就义80周年纪念会上泣不成声,网上有各种解读。不知这位历史学研究生对张口闭口都少不了的“我爷爷”的这段历史是否了解:
1930年,毛新宇他奶奶在长沙狱中苦盼营救之时,
他爷爷早就娶了第二位奶奶;
1937年,第二位奶奶赴苏联治病尚在途中,
第三位奶奶就进了毛新宇爷爷的窑洞。
此后几位准奶奶是怎么进的中南海,
不再细说。令人感佩的是,
狱中的杨开慧只要写一份与毛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即可获释,尽管在此前两年毛就抛弃了她而另结新欢,但恪守传统妇德的这位年轻的女子,却宁死不写。杨逝去27年后,已经换了几茬夫人的毛写什么“我失骄杨”,
一些马屁文人将这首《蝶恋花》诠释为讴歌所谓崇高的革命爱情。其实,华丽的诗句并不能掩盖冷酷的感情。
毛新宇若想哭泣,当为奶奶对爱情的忠守而哭,
为爷爷的冷酷而泣。这是毛对待亲人。

1953年,几十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
志愿军烈士的遗体尚未来得及装殓,
毛将回国的志愿军文工团编入到中南海文工团,
“组团宗旨很明确,为丰富中南海内娱乐活动,
主要是春耦斋,以毛泽东、刘少奇这边为重点”。
彭德怀对此极为不满。总参政治部原主任冯征将军回忆道:“1953年7月27日,彭总回到北京,立即就这一问题当面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并对有关人员提出质询。”
1959年庐山批彭时,有人将此事列为彭的反党罪状之一,
罪名是“对组建为中央领导服务的文工团不满”。

毛的诸多高层战友,
如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等,
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毛对待战友。

1959年,饿死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传到毛那儿,他流了泪,决定不再吃红烧肉,
中办便派专机从上海接来师傅,用豆腐、鸡蛋等素材,专门为他烧制素烧鱼、素烧肉、素烧鸡,工序复杂、品种繁多、成本远超真鱼真肉。
三年大饥荒饿死国人3000多万,文革整死2000多万,反右枪毙连带逼死100多万,总计超过5000万。这是毛对待自己的同胞。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这是毛对待敌人。

二、毛的“百代帝王”心

由毛时代的运动史可以得出一条结论:
毛是假真诚,真霸王。

钱文军先生在《也说》一文中以详尽的史实揭示道:“49年以后(毛)致力于实现‘圣贤百代帝王’之梦。
这是需要作为才可能达成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中国革命领袖升格成为世界革命领袖。”这一论断是站得住的,
比犀利公在《“反思战争”的反思》一文(2010.07.03)所揭示的更进一步。

为了探讨1950年毛决定出兵朝鲜的真正动因,
在《反思》一文,犀利公采信了民间著名史学家沈志华先生的研究成果。
我写道:毛希望通过出兵朝鲜来巩固“中苏友好条约”,以便担负起斯大林分派给他的历史重任——领导亚洲革命。在毛1949年底访苏期间,斯大林当面说过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他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最后做出兵决定的那次会议的记录中央至今没有解密(1950年10月13日凌晨会议),里面一定另有故事。

文中我进一步分析道:毛对自己创立并被手下人总结和拔高后的一系列“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迷信的,
这一点很像洪秀全。身为屡试不第的破落户,洪创立“拜上帝会”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他清醒地知道他那套说辞的虚假,
但革命成功并攻入南京建都之后,他却渐渐地迷信起自己的“理论”来,在阿谀奉承声中自信自己真就是“天王”。
进入北平后的毛泽东也是沿着洪的路线一步步走向神坛的。朝鲜战争结束后,毛马不停蹄地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文革时期更是达到癫狂。随着斯大林的逝去,毛推广革命的抱负要远远超出了当年斯氏所做的“限于亚洲”的约定范围。
1955-1975年20年间,来自亚非拉的取经者络绎不绝,几乎踢破中南海的门槛,波尔布特、切·格瓦拉都是典型代表,均自称是毛的学生。

毛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无需我们饶舌,已经有两个很靠谱的说法。
一是毛自己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身上既有虎性,也有猴性。
二 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描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今天看来,林彪父子的看法既精准又客观。

钱文军先生有一段总结,对我们认识极权主义的本质非常有启迪意义:稍微细心一点便不难发现,
从马克思开始直至现在,共产党的所有理论都离不开一根红线:主宰社会。甭管“先进论”、“解放论”、“武装斗争论”、“阶级专政论”等等,
全都离不开主宰全社会 乃至 全人类命运的使命感。
进一步拨开历史之浮尘,
还不难看到,酋长、奴隶主、帝王、教皇等全都是主宰欲极强人物。所不同的是他们没那么宏伟的志向,还不敢像马克思那样把主宰范围扩大到全人类。



三、“真诚”论的变种及其危害

钱文军先生敏锐地指出了张博士文中“最大的误导之处”:它与今日毛左们喋喋不休的论调殊途同归,
把毛氏犯下的反人类罪淡化为 因忧患和抵御“共产党蜕变问题”而举措不当。

不管是张博士的“真诚”论,还是新左派的“文革有理”论,将毛一手制造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不人道的暴行轻松地解释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真诚”,危害很大。这让我联想起钱先生评析过的另一篇文章,即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先生的《守住中国政治优势的根本》一文。

辛文不仅逻辑不通地鼓吹党的政治优势在于拥有一个宏大的政治目标,还反劣为优地美化道:
“一个社会有7000多万共产党员 没有自己的利益、甘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群体,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破解,有什么样的力量不能征服,有什么样的奇迹不会发生?”

仔细思量,辛鸣教授的“政治优势”论与“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利益”论,与张博士的“真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行认定毛及其党是“真诚的”,实在太可笑、太无耻。

7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是什么人?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 中国所有的贪污犯都在他们中间。

——占有中国80%财富的人都在他们中间。

——他们几乎全体都是最虚伪的人。
正如汶川那位范老师所言:“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
犀利公相信,到历史真相揭开的那一天,如果让民众选择两个词来形容这7000多万共产党员特别是他们的领袖,除了“残酷”一词,
另外一个词一定会是“虚伪”,
国人人性中最卑劣的“精华”部分几乎都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身上。

写此类文章的辛教授,该怎么评价他呢?
还是覃显文先生说的好:“辛鸣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甚至已经失去基本的人的人性,乃至生物的生物性。”

正是因为相信毛的真诚,我们才在日韩台大发展的那27年间无辜丧失了5000多万条生命;
正是因为相信政府的真诚,我们才在“党领导我们共同致富”的美好愿望中等待了30年,而今天等来的却是被幸福和被欺骗。



四、评价“毛时代”的标准——人权

钱文军先生给出了评价标准,“罪与非罪只能依据人权状况评判”,犀利公甚为赞同。

从前面第一部分简要罗列的毛时代的“真诚”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亲友还是对同胞,毛毫无一点人权意识。人,仅仅是他借以实现“百代帝王”梦的原材料。
1957年,毛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上大谈“三不论”(不怕打仗、不怕扔原子弹、不在乎全世界死一半人),连米高扬都想退席抗议。

犀利公不知道“人民”一词是否是毛的首创,只知道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象毛这样将“人民”二字强奸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毛及共产党所发明的一切以“人民”二字为前缀词的事物,诸如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共和国等,最终都成为对民众利益的掠夺、感情的戏弄和尊严的践踏。

一直以来,人们为推动公民意识进步、构建公民社会基础之艰难而苦闷困顿,这与民众习惯性接受领袖(包括过去的皇帝)和组织是“真诚的”有很大关系,与总是将个体摆在群体(特别是国家)之后有直接关系。承认个体生命优先、认识人权评价标准,是公民意识启蒙最为重要的一环。

对照人权这一标准,给予毛“倒三七”评判是合理的。


五、今天的启迪:剃“毛”不净,左右难定

张博士文中指出了毛左派复辟的苗头,难能可贵,这正是犀利公呼吁开放文革研究、重新评价毛的现实原因之所在。

由毛体制演化而来的邓体制,尽管内涵已经大变,但衣钵却有继承关系,面具始终没换。

1981年,为了在维护一党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实现肃清极左、推动改革的艰巨任务,邓主持搞了那份不彻底的《决议》,虽然批驳了毛“晚年的错误”,
但保留了毛主义这件外衣。邓还据此划出一条叫做“四项基本原则”的红线。当时这样做,的确达到了邓所期望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但正是这件外套,今天却成了中国政改的紧身衣,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党内的开明派,都拿这块共产裹尸布没办法。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在党国思想上还具有合法性的外衣,
已经变成新左派的盔甲,使得他们在向改革派进攻时显得尤为理直气壮,把文革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毛反腐败的先见之明。他们还在山城找到了一位疑似带头大哥,不仅高唱颂毛“红歌”,甚至还为故太子招魂,连一向淡泊的毛氏后人都开始动了起来。此情堪忧!

尽管江、胡一路走来,不停地将邓氏理论写进一“大”又一“大”的报告里,但仍然没能果决地丢弃毛主义,以至于今天越来越被动,像温这样的党内开明派基于挽救党而迈出的每一步突破,都极为艰难。

苏俄对斯大林主义的剥离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经验教训。1956年2月,赫鲁晓夫以内部报告的形式撕开一道口子,但终究因为害怕揭批斯魔过急会动摇自己的继承合法性而浅尝辄止,所以未能使苏联走上民主道路。
当然,斯式极权主义被终止了,苏联从此开始了威权时代。过了30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这位末代总书记上台,帝国经济已近崩溃,戈氏不得不开启“新思维”,试图在一党执政和民主宪政之间找到平衡点,勉力支撑了5年。到了1991年,苏共的丧钟终于开始敲响。
叶利钦,
这位父亲曾被斯大林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改、自己也曾进到苏共政治局的体制内的叛逆者,毫不留情地给予苏共最后一击,终于引领俄罗斯走上了民主进步之路,期间尽管经历了经济动荡等让中国的毛左们“看笑话”的阶段,
但仍然以巨大的体制优势跨入了国强民富的新时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近来又发起了一场揭露斯大林的活动,包括:俄国家杜马发表声明谴责前苏联制造的卡廷惨案;
梅氏访问波兰正式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下的命令,
表示要正视“不光彩的历史”;俄总统人权事务委员会讨论解密苏共政治迫害档案并对苏共犯罪行为进行法律审判事宜;
梅氏计划签署总统令禁止美化斯大林
并“谴责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大量罪行”。
梅氏上述举动,既是对近年来俄国出现的在评价苏共犯罪历史上的倒退现象的批评,也是对某些政治人物萌发斯大林情节的阻击,笔者认为包括普京。

要剥离毛主义,当务之急是公开毛时代的历史真相,特别是开放文革研究。

犀利公告诫那些赴朝天门拜码头的大人物们:如果出于策略则另当别论;若出于真心,那你们一定是站到了历史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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