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岳东晓:科学思维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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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答岳东晓:科学思维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901 reads) 作者: 河边 文章时间: 2016-6-03 周五, 上午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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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边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再答岳东晓:科学思维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首先谢谢岳东晓的再批评。我们的争论其实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是科学思维”,第二部分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在这两部分之外,又牵入了毛泽东评价问题。所以我下面分三部分澄清我的观点并提出我对于岳文的反驳。为方便读者理解,引自岳文的话仍然均套蓝。

一、什么是科学思维?

这个问题是我原帖《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从“现代性”谈起》(下称《现代性》)里论证过的,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不是科学思维,并以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为例,分析该文的思维方法,证明毛不具基本的科学思维素养,并说明他后来的一系列误判包括文革,都是出于同样的思维,结果招致无数生命损失,中共最后完全放弃他的政策。

对于岳文的“理科思维(也就是科学思维)”说法,我在前一次回答里已经指明,它不是我说的科学思维,至多是古代的逻辑思维,是古希腊人就有的。岳文的回答里没有对我的批评提出不同意见,不知是同意我的批评还是不同意?我以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否则下面的讨论就成了题外话了。

为了其他读者的方便,我对此问题再展开说一说。岳文所说的“文科思维”我以为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差不多,典型的特点是“幼稚辩证法”,或者叫“诡辩”(这里毫无贬义,只是沿用习成的说法)。这种方法与古希腊人的方法比较,最大的弱点是逻辑求真能力弱,所以有关逻辑求真的学科,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少。但是,就实践求真(或者叫“经验性求真”)来说,由于希腊的逻辑求真的核心是形式逻辑,属于重言反复,不能添加新知识,所以在古代社会大家都依赖“试错-经验”方法来积累知识时,古希腊并不比传统中国人有优势。接受了希腊人这套方法的欧洲人在发明科学思维以前因此也不比中国人有更多的实用技术的成就,有的时期是中国人占优势。

而科学思维不同于上述两种思维方法,它的核心是“实证”,以证据说话。这是不同于上述两种方法的关键地方。这玩意中国人没有,古代希腊人也没有,其建立的过程我已在《现代性》中有很多论述,不再重复。毛泽东在1925年时不懂这种思维方法并不奇怪,即使到今天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不明白究竟什么是科学思维。

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来自与经验有关的思维判断,判断需要概念,概念通常以简单的词语出现来冠名经验的对象,人们只读冠名容易产生理解的歧义,所以要定义(也就是关于冠名对象的描述),定义不能离开事实想当然,这是实证逻辑判断所不能少的内容。不管是狗、猫、牛,还是地主、贫农、中农,都需要以事实来定义才能为众人在相同的理解的基础上用于思维判断,否则就成了“鸡同鸭讲”,这个道理并不复杂。除此以外,定义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是对于概念的检验。如果一个概念设立后却无法定义,这个概念就失去了科学思维上的意义,或许概念指称的对象在实证的意义上不存在。但是,古人不懂这一点(所以要么混乱地玩“幼稚辩证法”,要么因为陷于纯粹形式逻辑走向形而上导出绝对真理而停滞),欧洲人有幸发展出了科学思维方法,这才有今天的现代化。

中国人把科学思维引入后,曾经用于自然科学与政治生活,但时间很短,大多数人根本没学会,毛是其中之一,如我举例所证明。后来中共搞“政教合一”更是完全把科学思维排除出政治生活,自然科学中则仍然用它,但现在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未对科学思维全面开放,遂有今天国人一谈到政治社会问题就容易捣浆糊的局面。

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古代人也要决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要搞调查不是。不过古人的调查没有实证可言,根据的是自己的逻辑推理。“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算是调侃下的实话。秦始皇坑儒该坑谁需要什么实证?中国历朝历代的滥杀无辜需要什么实证?不论是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杀人要什么凭据来确定被杀者肯定是敌人?欧洲人古代不也一样滥杀无辜?西方的进步不是通过漫长数百年才有,并一直随着文明的演进在改变?

现代化的社会,杀一个人是一件大事;不仅是大事,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政治上必杀的敌人之说。《分析》发表的年代民国开始转型不久,法治不完善,尽管所有的人都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新旧观念混杂,人们的思想混乱。如胡适就反对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国民党的激进派和共产党则主张暴力革命。如今共产党则主张渐进式变革,知道暴力革命不是好事,杀人并不能解决社会变革问题。毛在那时是激进派,主张通过杀人来解决现代化问题,这是事实,源于历史的局限。但在杀谁的问题上,他并没有科学思维方法来帮助他决定谁该杀。他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传统的如岳文所说的“文科思维”,取一个概念命名敌人,一通自证理由充足的推理,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与他有同样思维的人。但是,他能说服和他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人吗(例如胡适)?

毛的这套方法在我看来伴随他走完他的一生,所以才会有那样多次的滥杀无辜。这是事实,不是说他就一心要杀人,而是他认为被他杀掉的人是敌人,在该杀之列,到底要杀多少,他一直是估计一个百分数,一会1%,一会5%,最后证明几乎都是冤假错案,没完没了的平反。他自己不是也说,秦始皇算什么,他杀掉的文人比较秦始皇多了去了。

不错,毛写《分析》的目的是要分清敌人与朋友,我并不是要质疑他写该文的目的,而是说他界定敌人不是经过实证,是任意的,并且他的那种思维方式在他后来作政治决定时一再重现。岳先生反驳我的主要论点是我“没有看明白《分析》一文的主旨”,“分清敌友”那几个大字我如何可能视而不见?可那几个字与我批判毛确定敌人时没有实证有何逻辑关系?

三、毛泽东评价问题

历史人物都会受到历史评价,毛自然不会例外。我对于评价毛现在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历史人物的评价至少要在有关该人物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现在连充分的研究都做不到。换句话说,我认为关于历史人物有研究与评判的区别,应当分开进行。研究历史人物需要依靠科学思维,即用实证逻辑判断来积累事实档案。我一向不同意简单地将毛描写成恶魔,我在《现代性》里谈到文革时不止一次引用潜水先生推荐的杨继绳的文章,正是在于杨先生的文章避免对毛作道德判断,而是集中于事实的分析。道德判断属于价值判断,无论先入的好与坏的判断都只会引入偏见,不利于我们发现事实。

我在《现代性》里说的很清楚:“…事实是:自1912年以后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所有人物,无一不想实现中国现代化,即便毛时代中国完全封闭时,现代化事实上彻底打断了的情况下,毛也是希望并认为他在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我的批评说的是:毛的各种做法的目标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是灾难。我后面又进一步论述说,这个灾难在“决定论”的解读下被掩盖了,反而说毛“事实求是”,其实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思维的实证基础上的求真。

岳文则价值判断领先,首先将毛看成是“雄才”,据此便陷入了为雄才辩护而不是事实论证的循环。

四、几点辩驳

下面是针对岳文的几点辩驳:

1、“河边再次批评毛泽东在地主阶级的定义上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其实在下何止仅仅“抱怨”这一点,还包括下面一大片:“为什么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究竟谁是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如何和中国的地主阶级发生联系;为什么他们代表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反动的生产关系反的是什么;何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了,如何衡量的;为什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些帝国主义是那些国家;等等”

这些请问“抱怨”成立吗?该如何解释呢?

2、我在上一篇答岳文中指出,“只有岳文提出的数学与逻辑加上不说多话,那就最多是古代的科学思维”,说明它与我所批评的毛所缺乏的科学思维无关,这是关键的问题。

请问我的批评成立吗?

3、我前文回答岳文的“毛泽东没有必要对地主进行具体定义”的论证时指出,“这个问题上岳文为《分析》的辩护在我看来是概念不清。第一,既然毛提出的的概念是地主,那么地主不用土地拥有量来界定的话,何不用“富人阶级”或“食利阶级”来界定这些人?第二,既然是谈中国的地主,又何以不能就不同地域的地主给出不同的土地数量?第三,又何以不可以在根据土地质量加以补充?第四,即便在同一地区,又何以不能定出一个数量范围(例如拥有80-100亩是地主)?等等。”

岳文回答说,“但如果仔细想想,对于毛来说,真正想论证的是谁是革命朋友。因此,他无须对可能的敌人进行具体的定义。”真的吗?按这个逻辑,何不将少数几个敌人定义一下,大多数朋友就不要定义了岂不更满足你的“不说多话”的“理科思维”标准,又更省事?毛掌权后,中国的农村阶级划分又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将成分与土地占有量联系起来呢?

4、岳文说,“我批评河边提出的用面积定义地主是伪理科思维,因为土质可能不同,有500亩良田可能是地主,1万亩盐碱地可能是贫农。按河边的标准,还不知道有多少农民被打成地主无法伸冤呢。河边于是提出修改方案,那就把土质因素加入考虑。土质怎么考虑?还不是看土地单位产出量,单位产出量乘以面积就是总产出量。But wait a minute,总产出量也不能作为阶级定义标准,北方大汉跟湖南农民食量可能还不一样呢。湖南能吃饱的粮食东北人可能要饿死。所以,最终还是看你拥有土地能否养活自身为标准。理科思维总是找简单的答案。毛泽东就是如此,直接找到了科学标准。

答:第一,我首先说了我谈的是科学思维,不是什么“理科思维”,而且我也反驳了你的“理科思维”不是科学思维。你不置可否,这里又来说“河边...是伪理科思维”,请问你的逻辑是什么?另外,我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提出修改方案”,就是有关定义的问题。

第二,毛果然“直接找到了科学标准”的话,如我上面第3条所问,后来阶级成份的划分与土地占有量的联系又该如何解释?

5、岳文说,“河边提到什么亩产万斤大跃进之类,对毛泽东进行诛心似批判。有张照片,邓小平站在厚厚的粮食上庆祝丰收,钱学森还论证亩产万斤可能,毛泽东这才将信将疑。但这些与《分析》无关,离题了。

答:第一,我只是指出事实,何来“诛心批判”?第二,如果亩产几十万斤的这样反常理的事在毛的眼里的证实就是别人几句话时,岂不说明他不懂科学思维?第三,我的例子是要说明毛一向缺乏科学思维,所以才会有“大跃进”等,我举《分析》为例就是要证明这个观点,何以“离题了”?

6、岳文说,“河边提到自己是学理科的。这个我早说了,学理科不见得是理科思维,学文科也不见得就不是理科思维。既然河边学理科出身,应该运用理科思维来分析《分析》。

答:我的原话是,“我的学校教育是理科,难道我就一定只能理科思维保险不会有文科思维?用这样的区分来事先界定批评的可靠性才是反科学思维的。 ”我之所以要写这段话因为岳文前面的断言“毛泽东的理科思维至今不被文科政治生理解”,请问你前后两个断言的中间的逻辑在哪?如果你果然相信“学理科不见得是理科思维,学文科也不见得就不是理科思维”,何以文章题目要坚持只提“文科政治生”?

其次,根据同样的逻辑,你的“既然河边学理科出身,应该运用理科思维来分析《分析》”的根据又是什么?

将毛的《分析》所出现的对于敌人的界定的模糊与随意与中共改革开放前的治国实践的大量误判,我们只能说,毛的敌人几乎都是出于想象,没有科学实证的根据,所以后来只能对几乎所有的政治敌人都予以平反,阶级敌人在毛身后一夜间就消失了。

所以,我的结论仍然是:毛的《分析》不是科学思维的产物,在确定革命的敌人的这个他提出的首要问题上对于敌人的界定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这种特点也表现在他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确定敌人的政治决定中。

欢迎岳先生继续批评,只要你拿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随时愿意修正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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