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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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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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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1451 reads)      时间: 2009-6-05 周五, 上午12:18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芦笛


刚才下楼看帖,见到陈大夫出来劝诫小克,觉得他的宽容精神很奇怪。他一再谆谆告诫咱们要宽容伪民运,宽容柴玲等等,我已经反复告诉他了,文明与反文明的意识形态无法妥协,而毛共党文化就是这种反文明意识形态,例如你主张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人家却坚持“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坚决剥夺反对派的发言权,你还怎么可能与人家咸与维新,共存共荣?连基本的前提都没有,是不是?

伪民运就是新时代的毛共分子,搞的仍然不是西式全民民主,还是“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绝不给反对派以同等言论自由那一套,只不过是旗号换了而已,难道文明人能袖手坐视这种赤化西方的反动努力?这不是要效法毛共,剥夺伪民运的发言权,而是要揭露批判其党文化根源。他们不同意,尽可在同一平台上反驳就是了,此乃自由论争,有什么必要出来做滥好人,劝双方休战?不拨乱反正,把那伙挂民头卖毛腊肉、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毛共余孽造成的意识混乱澄清了,中国人就没希望理解西方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

再说,您要充当和事老,也得双向操作吧?我现在龟缩在芦区,哪儿都不去,每天至少几千字地写,还要看历史书籍,哪有功夫去和人打架?上这儿劝架岂不是找错了地方?您要提倡和解,建议您先去伪民运把持的网站劝告那些人停止网上“清队划线抓共特”,如何?

网争倒是小事,我怎么也没法理解陈大夫为何要劝小克向柴婆娘道歉,这滥好人当的实在出格,你怎么看不出来,该道歉的是那害死成百上千人的烂婆娘(请小昭原谅我这粗坯),不是良心上没有一点鲜血的小克?你怎么专门实行“春秋责备贤者”,指责毫无过错的一方,姑息养奸,包庇纵容那些丧尽天良的野心家?这样下去,何以杜绝未来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你以所谓“裹挟”论为柴玲辩护,我看根本不成立。我是文革过来人,比谁都熟悉暴民心理是怎么回事,专门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40周年》的长文中论述过,这儿随便引上一段:

“为什么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民专制?这道理Lipmman已经说过了,简单来说
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综合效应小于单独的人。个人幽
居独处时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们杂乱集合在一起,不按严
格规矩约束其行为,则必然像把铀块胡乱堆积在一起一样,引出‘蠢疯链
式反应’,使得全体丧失理智,变成可怕的野兽。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过我记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认为,当个体变
成群体时,就从用大脑思维的人变成了用脊髓思维的野兽。如果用理工科
干面包喜欢使用的“数理比喻”来表达,那就是:

1+1+1+1+……+1=一个无穷大负数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89学运的人都应能同意这个‘数学比喻’吧?不过,
这其实只是现象观察,没有指出发生机制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
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
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
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
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
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
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
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
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
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
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
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
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
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
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
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
(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
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
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
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凡经过文革的老帮菜,都应该见识过上述种种场合:仇恨驱使下的批斗会,
群情越来越沸腾,最后与会群众统统变成发疯嗜血的野兽,高帽越做越大,
铁牌越作越沉,毒刑越来越毒;在群体拜神活动中,像章越作越大,口号
越来越响,忠心表得越来越肉麻;好总理逝世后则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
越来越伤心,在灵前宣誓的人越来越显得悲壮崇高,等等,等等。

正因为见够了这种群体催眠场面,89学运发生时,我不用看电视就能猜
出那局面来,知道谁也抵挡不住那种‘群体情绪电磁场’引发的‘共振作
用’。后来看戴晴的文章说,他们本来到广场上是想去劝学生撤退的,但
一到广场立刻就被那无比悲壮的气氛彻底征服俘获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
去说服谁,云云。

这种经历我早就有过,好总理逝世时,我到广场上去看热闹,照样涕泗横
流,比死了老子娘还伤心,过后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骇然。

可笑的是许多同志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点,至今还在引用89学运期间小偷
绝迹的事实来论证‘革命的净化作用’。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开头都有
这阶段,初期必有‘群体圣徒阶段’,法国大革命的这‘圣徒初阶’最明
显,但后来巴黎肉食店供应的却是断头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体圣徒还
是群体刽子手,那转化可以发生在旦夕之间。其原因毫不难明白:情绪从
来就是翻来复去毫无稳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续的。

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
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
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
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
豫地干出来。”

然而这并不是原谅柴玲的理由,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因为毛共的“斗争哲学”教义将“妥协”当成最可耻的罪行谴责,而这套党文化教义就是指导八九学运的基本精神,使得学运成了毛共党文化的强大负筛选场,把所有温和的学运领袖都撵下台去,同时也为精通共党斗争权术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个排众而前、青云直上的良机,柴玲就是这种经过层层负筛选脱颖而出的人渣。

局外人不知道,当学运领袖其实具有强大的诱惑,镁光灯下举世瞩目的风头能极大地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呼风唤雨、一呼百应、改天换地、书写历史的虚幻的权势感与自我陶醉感简直就不是凡人能抵抗的。柴玲就是冲这爬上去的,她已经在1989年5月28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中不小心泄露了天机:

“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
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
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
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
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这段话也泄露了她采用的争夺权力的战略:抢占最高的道义制高点,显示最坚定的革命立场与毫不妥协的骨气。这就是扫荡一切竞争者的最强大武器,必能让她在这激烈竞争中胜出。除此之外,她也深通共党那套权术。据戴晴说,柴玲的城府之深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学领等人开会时她一言不发,下来后便在学生中散布流言蜚语,指责谁谁是阴谋家,投降派,要出卖民主运动。

戴晴的揭发我看完全是真实的,在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中,她从头到尾都在指责“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吹嘘自己怎么怎么与这些人作斗争,像煞了江青同志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我想,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种种迹象表明,
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买学生中的一些变节分子,主要
他们想大力地扭转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整个葬送我们这场学运。”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
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
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
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
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
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
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
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
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
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像。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
(断)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
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
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
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
他这个形像。”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
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
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
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
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
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
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
乾净。”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
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

“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
都是坚定分子。”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
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
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
人太有限了,……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
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
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
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像,什
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
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
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
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
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这些话泄露了她“保卫天安门”的决心来源。六四发生前夕,学运已经处处显示了难以逆转的自然消亡颓势,根本不是早期那种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局面了。学生们耐不住持久战与消耗战,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以致学领们不能不在那儿树立个民主女神像招揽游客。柴玲的讲话流露出了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与绝望:“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特别是5月27日召开的“爱国维宪会各界会议”议决30日撤出广场,更激起了她的绝望的恐惧,理由她也如实讲出了: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
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
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
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很明显,如果学生真的遵照那决议在30日撤出广场,运动和平结束,则她就要被政府投入大牢,蹲上17年的大牢,她怎么也不能甘心,于是就决定死赖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唯一的阵地”上,这理由她也说得明明白白: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
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
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
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
权力。”

“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
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
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
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
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
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
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
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
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
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
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
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
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
清洗乾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
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所以,真实的图景与陈大夫的想当然完全相反,不是学运推着柴玲辈向前,而是柴玲力挽狂澜于既倒,她靠最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与路线斗争觉悟,打倒了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与“特务”,坚决反对首都爱国维宪各界会议撤出广场的决议,率领十几个人赖在广场上,自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甚至与副指挥李禄策划自焚,使得市民们为了保护他们不能不去堵入城的军车,成全了当局的大屠杀。如果不是柴玲等少数人靠抢占党文化斗争哲学的道义最高点,劫持了学运,在广场集会时怂恿极端分子抵制各界联合会27日的决议,学生早在5月30日就撤退了,那也就不会有大屠杀的发生。当然柴玲辈不免如王丹那样被投入黑牢,但毕竟代价要小到不可胜计。

陈大夫和其他柴玲同情者的误区,是以党国统治者或民主国家的领袖去推想学领,又不曾如我这样,不但全程密切同步跟踪学运,过后还看了好几本西方专著,对学运相当熟悉,却以想当然代替真实图景,以为柴玲如常规领导那样,身不由己地被民众推着走。其实哪有这种事?八九学运是纯粹自发的群众运动,学领随时可能被群众抛弃,只有蓄意以最激进的口号蛊惑群众,并先发制人抓“特务”、“奸细”、“投降派”、“阴谋家”的野心家才能始终保持“权力”。

柴玲就是靠这策略爬上去的野心家,当运动转入自动消亡的低潮时,她害怕政府秋后算账,率领一小撮人赖在广场上,以情感讹诈(emotional blackmail)的下作勾当打动市民的侠义心肠,让他们为保护学生们去与钢铁怪兽拼搏,最后一个个陈尸街头,换来的却是那伙人渣“身有彩凤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由中央情报局的保镖护送出国(这是吾尔开希到达西方首次露面时西方报纸的报道)。如果不谴责这种以民命为刍狗的下流行径,中国就永远断不了此类悲剧。宽容这种毛共“运动群众”的下流战略,不仅对不起长街上倒下的许许多多生灵们,也无异于对未来的中国人犯罪。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6-05 周五, 下午10:3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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