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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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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有奶便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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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670 reads)      时间: 2009-6-20 周六, 上午9:45

作者:有奶便是娘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民運人士”者,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特工”者,執行特別任務或勤務的工作人員的簡稱,在大陸也叫做“特務”。乍一看,這兩個詞彙之間毫無關聯,但仔細考量,卻可以發現,這兩個詞彙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人,是可以擁有多重身份的,民運人士當特工,抑或特工搞民運,其實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互相纏鬥的時候。

  明裏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裏從事其它職業,暗裏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為理想、爲主義、為國家,有人只為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臺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後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臺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為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内訌、互相攻訐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臺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為“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饗讀者。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内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雜誌,是由臺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於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臺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為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臺灣國民黨當局就為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後,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誌為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為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於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於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臺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於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產。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後,何以自甘淪為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臺上,幾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後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案”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臺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於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於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為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於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於“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後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麼,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眾。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為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裏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鬥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鬥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臺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為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後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後又因為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後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為可見,掛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為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臺,或者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後,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臺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麼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裏,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臺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麼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誌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誌社,是臺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為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臺北告訴臺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臺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為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臺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後,王丹被臺灣軍情局委任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臺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臺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鬥。

  作為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雜誌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於《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為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臺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鍾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案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復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後,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歷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誌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眾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麼,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案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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