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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十二,军方连环计是“融安、里高”事件翻版;毛、林、周三方博弈“援越物资”棋局——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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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十二,军方连环计是“融安、里高”事件翻版;毛、林、周三方博弈“援越物资”棋局——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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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十二,军方连环计是“融安、里高”事件翻版;毛、林、周三方博弈“援越物资”棋局——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2) (536 reads)      时间: 2015-6-02 周二, 上午7:23

作者:平头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一)起底军人集团连环计

“兵者,诡道也。”1968年柳州造反派“5.21”抢援越物资、“5.25”抢围剿部队的枪,可以说是军人集团力挺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实施的非常举措,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连环布局,层层剥笋,步步惊心。而最终的目的是倒逼毛中央抛弃造反派依靠军队。实际上是一个“连环手”,第一手是“5.21”抛以诱饵子弹,第二手则依托第一手顺势而出,“5.25”再假收缴子弹部队之手,拱手送出七百多支与之匹配的五六式冲锋枪。以“常规”的形式造成了日后一个“非常规”的战略态势。

这就是“连环手”中的第二手。第一手是明手,第二手是暗手;第一手只是虚晃,第二手才是扑杀。一招占先,全局改观——这是军人集团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杀手锏!



图1:中共文革密档《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记1966.6——1976.10》中共柳州铁路局整党办公室,1986年10月编印。盖上“机密”的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这绝对是个套。所有的表面文章好像都是对韦国清不利。但是台面下的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是军方为了下更大的一盘棋。造反派绝处求生高涨下的情绪化决策必将导致全局灾难。韦国清即使柳州联指局部战败不可避免,也必须以柳州“联指”的表面溃败失去地盘为代价,取得话语权,柳州造反派追求一个局部的反击战的胜利,将导致广西“4·22”乃至全国造反派失去对局势的主导权。

何况为了保证广西“联指”在武器弹药对广西“4·22”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韦国清早就有所铺垫和留有一手——在此之前的5月5日和之后的6月10日,广西军区分别在南宁敞开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和桂林兴安"453"军械库,大规模全面武装广西“联指”。加上支持柳州"联指"的驻柳部队6985部队及519部队5月10日拱手送轻重武器给"联指",韦国清自以为连环计十拿九稳。

唯一的失控是韦国清低估了造反大军的生存能力和反抗的意志力,没料到镇压的天雷勾上反抗的地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柳州造反大军破釜沉舟,视死如归,浴血抗暴,在廖伟然的指挥下,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逆转形势,取得了柳南绝地反击的胜利,为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平添浓油重彩而弥足珍贵的历史——但这仅仅是柳州一地的局部战役的胜利,左右不了广西“4·22”灭亡,以及全国的造反派被赶下历史舞台的战略格局。

韦国清拱手送出七百多支足够武装一个师的轻武器五六式冲锋枪,让垂死的柳州造反派绝处逢生,使武斗规模扩大化,尽管后来柳州造反派绝地反击取得了柳南一地局部战役上的胜利,占领了半个柳州,避免了重蹈南宁、桂林、梧州及县份的广西“四.二二”被军队、“联指”屠城的下场。使龙城造反民众免遭涂炭,使柳州成为全广西唯一没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唯其如此,才彰显其悲壮正义的历史厚重,但却坐实了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为日后韦国清调动部队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之名,“奉旨征讨”屠戮广西“4·22”埋下伏笔。因此,柳州造反派虽然取得局部战役上的胜利,广西“4·22”注定逃脱不了在战略上要遭灭顶之灾,全国造反派注定要被赶下历史舞台的结局。

融安、里高模式 开启军方“5.21”、“5.25”柳州设局彩排预演

1968年一月和二月,在广西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长安镇、柳江县的里高圩分别发生了造反派抢夺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归国的6886部队枪支事件,随后均被军人集团以此为借口,调动部队围剿。“里高模式”、“融安模式”是韦国清屡试不爽惯用的镇压造反派模式的“必杀技”,在广西开启了以军队围剿镇压群众组织的先河。

从官方密档的八股套话与事实陈列中无法看出谁策划了这两起阴谋?似乎这逐渐成为真相扑朔迷离的“罗生门“。

1968年3月的衡山会议,广州军区已将广西“4·22”定为反革命组织。原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在广东是支持保守派东风派压造反派旗派的。军头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在打压广西“4·22”方面与韦国清配合更密切了。

不知哪位无名的哲人曾说“每一个肤浅的表象背后都有复杂的本质”。《“七.三”布告》出笼传言纷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之手在运作?

常言道:“合抱之木,始于微末”!任何一起重大事件背后,必然有轻微先兆。有果必有因,种种细枝末节的事件背后,是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军方高层参与其中。仔细梳理,可发现这些看似繁杂的事件背后,犹如草蛇灰线般,有着一条清晰的相互关联的脉络。

探究"广州军区内定广西‘4·22’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因,一个无足挂齿的细节也都会成为这看似独立的“融安”、“里高”抢枪事件,实际彼此相互关联,两相比较,事件脉络甚是相似,应该是最需把握的一把钥匙!

这恰是后人洞悉文革史重要的柳州“5.21”、“5.25”事件、中共《七三布告》出笼迷雾背后真相的重要依据。

对现代坟墓进行考“古”,揭开广西“4.22”死亡真相

坟墓考古专家的责任是什么?窃以为,就是从一座座古老的、失去人证的坟墓中,挖掘、寻找任何一丁点残存的蛛丝马迹,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仪器工具和历史文献,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类所具有的逻辑思维角度,科学分析,严密论证,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坟墓中棺主的死亡真相,揭开尘封的生死之谜!

考古学常识告诉我们,年代越是久远,遗物、证物越是稀少,揭开真相的难度越加困难;反之,年代离我们越近,寻找遗物、证物更加容易,揭开谜团的难度就相对轻松。如果这个坟墓是当代的、新的坟墓,坟墓考古专家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讲,或许没有任何考古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坟墓考古专家真要对现代的坟墓进行考“古”的话,揭开死亡真相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了。

广西“4.22”的兴亡不过弹指一挥间46年前的事。一起已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座坟墓。它过去了,有多少参与,就有多少人知情。不同的事情过去了,有的事情可以说,有的事情不能说;有的事情公开说,有的事情私下说;有的事情照实说,有的事情颠倒说……说法种种,众说纷纭!

其实,不管怎么说,真正的说法只有一种,真相永远是真相!比较不同人物的证词,往往可以从同一事件不同的角度琢磨出许多真实的信息来,就看你的目光会不会或肯不肯在横向或纵向的历史坐标上反复扫描。通过排列组合,抽丝剥茧,可以看出一条清晰脉络,发现所有线索的矛头都指向军人集团及韦国清,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基本拼凑还原出军人官僚集团伙同军头韦国清逼毛中央合谋屠杀广西造反派的尸检报告!

两支援越部队扮演军方“请君入瓮”的角色

这个被史家容易忽略的“融安、里高”抢枪事件细节,其中大有文章。

此前,6886部队配空枪让造反派抢,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派部队围剿的“里高模式”、“融安模式”是韦国清屡试不爽惯用的镇压模式不二法门。区别是,“里高模式”、“融安模式”只是小打小闹罢了,韦国清食髓知味,“5.25”部队空枪被抢的规模达七百余支,预示着军人集团不惜增大赌注筹码,在下一盘大棋,其大也,足以从此改写全国造反派的命运!因此,说“5.25”是军人集团导演、韦国清实施倒逼毛中央牺牲造反派的“全国一盘棋”之部署一点不为过。

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在《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的文章披露:

“据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市革委会政法部长,后5048部队政委朱照富同志反映,1968年八月初,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在北京 参加部队学习班的广西军区的同志讲,广西问题怎么解决,请示了黄永胜,黄让广西自己拿出办法。经军区研究,先在融安县下手,动用军队,对400余名“4.22”成员,用武力解决。事后,向黄永胜汇报时,黄表扬干得好。这样就摸了中央的底,拟定了用武力解决桂林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由南宁调到桂林,将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叫回,共同指挥了这一行动。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后离休居住桂林的老红军姜茂生同志反映,“八二〇事件”之前,黄永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研究,是林彪叫开的,吴华等来桂林指挥。桂林驻军支左小组成员,104部队处长王汝保同志反映,八二〇事件行动时,部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吴华、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三人组成。”

而另一支援越归国部队驻柳高炮七0师(6934部队)则在“5.25”扮演了配空枪收缴子弹,让柳州造反民众轻易抢夺728支56式冲锋枪、轻机枪和半自动步枪,6934部队拱手送枪,让垂死的柳州造反派绝处逢生,使武斗规模扩大化,坐实了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运输”的罪名,为日后韦国清调动军队以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之名,“奉旨征讨”屠戮广西造反派埋下伏笔。

驻柳高炮七0师,援越代号170支队,番号6934,属广州军区高炮70师。约在1967年5月由广西友谊关进入越南,1968年3月撤出,参加过越南太原地区钢铁厂和陈国平大桥保卫战。回国后先在广西的宁明县休整,再回到柳州的鹧鸪江及柳城的凤山休整,是接6886部队的防务的。

而广州军区这两支援越归国部队——6886部队和6934部队在柳州都充当扮演军方设局诱使造反派上钩的“诱饵”的角色。

“5.25”部队配空枪之举是“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

除了战略层面上的考虑,从战术运作上讲,“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不过是韦国清此前驾轻就熟的“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罢了。如果说“融安、里高”模式给部队围剿造反派制造口实,以及就此试探毛泽东所能容忍牺牲造反派的底线的话,那么,军方得陇望蜀,在柳州故技重施,韦国清“猪仔便宜墟墟来”,依葫芦画瓢地导演了柳州“5.21”、“5.25”事件,只不过军人集团这次在柳州设局的规模以及下的赌注大得惊人,足以影响造反派的命运和文革发展的走向,成为导引全国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一个转折点。

广西“4.22”是军人集团奉献给毛“抛弃造反派”文革祭坛的第一份“牺牲”。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可以说,军人集团需要用广西“4.22”项上那颗“政治人头”来为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祭旗。

而“里高模式”、“融安模式”两次扮演解放军枪支被抢的部队,恰巧都是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归国的6886部队,以少量解放军带着没有弹药的枪支,让造反派轻易抢夺,再调动部队进行围剿是韦国清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这种招数同样用在六四镇压前,进城部队有意遗弃部分无子弹的枪支以获得“反革命暴乱”的口实)注意,这简直就是另一支援越归国部队驻柳高炮七0师(6934部队)“5.25”扮演了配空枪收缴子弹,让柳州造反民众轻易抢夺728支56式冲锋枪、轻机枪和半自动步枪的彩排预演。

“融安”、“里高”抢枪事件均与6886部队撇不清干系

文革密档《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有两处提到6886部队,而该部驻扎柳州的四个月期间两次都充当军方及韦国清引诱造反派上钩的诱饵:

(1)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卫军”在县城长安河西车渡码头,拦劫刚从越南“抗美援越”前线回国休整的6886部队军车,(该部在柳州驻扎休整),抢得冲锋枪九支和一部分粮食。2月9日下午,融安“造反大军”由河西车渡码头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守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武斗中“造反大军”死4人,伤9人。“联指”死4人,伤1人,其他群众死2人。

(2)1968年3月7日,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开会商讨解决融安、凤山问题时,欧致富说,对融安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二月上旬至中旬,柳江县人武部支持“联指”围剿“造反大军”,里高的“造反大军”缺武器,于2月28日拦路抢6886部队的武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2月29日命令6886部队派24辆卡车全副武装人员前去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押回柳州)。



图2: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实际情形是,所谓“里高模式”,即韦国清先抛诱饵——于2月28日派6886部队以少量带着没有弹药的枪支,貌似途径位于柳邕公路柳江县境内的里高圩停车休息,让渴望得到枪支武装自己的里高造反大军如瞌睡遇着了枕头似的,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么几十支空枪给抢了。当他们正在欣喜若狂的时候,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次日大部队紧随其后有备而来,29日24辆卡车的全副武装的6886部队解放军把个小小的里高圩包围得水泄不通,不光把所有被抢的枪支以及原来拥有的枪支全部收缴,而且还把所有里高造反大军人员及无辜群众60多人(里高造大军本来就没有这么多人)抓上车押到柳州关押。

神秘的工程兵6886部队

1965年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到达长沙。他到这里会见正在南巡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开口便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这时,胡志明从口袋里掏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的十二条公路的示意图,正是这张示意图,使中国调动了8万大军赴越南,为越南修筑工程、公路、铁路。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中国后勤部队第四、第五、第六支队,辖16个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队和4个钻探队,配属6个高炮营及部分高机分队等部队,共8万余人。

1965年至1973年,中国总计派出32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而所有这些当时都是全国保密的,赴越部队一律越南人民军装扮。

隶属广州军区工程兵6886部队赴越代号四支队(师),四支队共8个团,6团、12团、301、302、303团由广州军区43、47、55三个军抽调人员组成,其它3个团由成都军区组成。四支队,1965年9月入越。由广州军区抽调部队组建,隶属援越修路工程指挥部,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5个大队。主要任务为修建全长160公里的1号公路(表仪至坂质)和全长242公里的3号公路(伯行至飞干)路段。1967年底竣工回国。

6886部队(1965年9月出国援越抗美 ,1967年11月回国进驻柳州市,1968年3月调防到辽宁省盘锦垦区)师直属连队当时有四个,运输连、通信连、特务连、高射机枪连。回国后,师直属连队都住在广西柳州。开往东北后,运输连、特务连、通信连随师部到了赤峰。高射机枪连到了辽宁盘锦。赤峰1451部队。这个部队前身就是6886部队;就是援越抗美工程兵第四支队。调防到沈阳军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番号是1451部队;师部驻扎在赤峰市,后迁林西。施工任务完成后,被改编后的守备四师。回国后在柳州整编四支队部带工兵6团、工兵12团及建筑301、302团北上沈阳军区。303团援越代号20大队(是由原广州军区47军和55军组建的)脱离四支队建制调归二炮52基地番号6907部队,后改为80503部队,82年解散和湖南55基地的一个工程团96301部队合并。

中国军方权威部门于最近对外公布了2014年军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贪腐案件情况,其中包括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两名高级将领于大清和陈强。与作为二炮副政委的于大清不同,作为96301部队副部队长的陈强因犯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于2014年5月被解放军总直属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作为一线部队主官,再加上身处国之重器的二炮,陈强所在的解放军第96301部队隶属二炮55基地,驻扎湖南怀化,下辖3个导弹旅,装备有东风-5型洲际弹道导弹(分基本型和甲弹两种型号),以及一个巡航导弹旅。由于目前中国装备的陆基型号巡航导弹只有“长剑”-10,因而96301装备的巡航导弹应该为“长剑”-10巡航导弹。“长剑”-10巡航导弹是一款战略导弹,射程远,性能优越,依靠先进的传感器来寻找、识别并定位目标,通过通信系统向指挥部发送定位信息,能够打击有价值的地面目标,与东风-21D各有专攻。

“融安、里高”模式 开启军方柳州设局预演

1968年1月7日,融安长安河西车渡码头6886部队军车及枪支被抢,与一个月后的“里高模式”如出一辙。有鉴于此,韦国清按奈不住,从幕后跳上台前,开始布署动用军队参与围剿融安“造反大军”。就在实施“里高模式”的当天:2月29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电报内容: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

1968年初韦国清调派部队进驻融安,武装围剿融安造反大军,为七八月份发生的,由融安革委会主导的融安大屠杀埋下伏笔。

除了战略层面上的考虑,从战术运作上讲,“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不过是韦国清此前驾轻就熟的“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罢了。只不过军人集团这次在柳州设局的规模以及下的赌注大得惊人,足以影响造反派的命运和文革发展的走向。如果说“融安、里高”模式给部队围剿造反派制造口实以及就此军人集团试探毛泽东所能容忍牺牲造反派的底线话,那么,军方得陇望蜀,韦国清“猪仔便宜墟墟来”!柳州“5.21”、“5.25”事件,则成为导引全国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一个转折点。

“里高模式”开启了以军队围剿镇压群众组织的先河。黄永胜、韦国清早在1968年早春,就调动广州军区和广西军区的部队,对柳州地区的融安县、柳江县、玉林地区的博白县,以及南宁地区的宁明县的“四.二二”造反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屠杀,这方面的讯息,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共官方刻意掩盖而鲜为人知。

而“5.21”和“5.25”事件前后,柳州军分区从幕后跳到前台调柳州周边各县民兵进城围剿柳州造反大军,正是按韦国清及广西军区炮制的“里高模式”来设局运作的。

此后,里高事件就成为了广西处置“4.22”派的范例和模式被沿用于其后融安县的“长安围剿大军事件”;柳江县的“福塘、进德圩围剿反革命事件”;以及河池地区的“凤山县剿匪事件”;“桂林8.20事件”;“钟山县平桂矿务局事件”;“围剿南宁展览馆、解放路等事件”……。

军人集团“5.25”设局下套

而“5.25”部队送枪之举,对长期被广西军区武装到牙齿的“联指”围困的柳州造反派来说,这批子弹、枪支无异于“及时雨”——“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子弹,林副主席又给我们送来了枪”是当时造反派兴奋溢于言表的言辞。

关于“5.25”部队配空枪收缴子弹之举,时任广西整党办《广西文革大事记》编辑小组副组长的王定向笔者透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整党办派专人找到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常委等职的欧致富(文革时任广西军区原司令员),问他为什么“5.25”收缴子弹的部队只配空枪,不配子弹?欧支支吾吾地说:“他们(造反派)多的是子弹嘛,(解放军)还配子弹干什么?”无意中泄露了让部队配空枪收缴子弹,就是为了诱使柳铁“工、机、联”群众枪枪,以扩大事态,进行政治陷害。

1968年7月下旬,独立师的领导在柳州支左与傅德怀(柳州铁路局监察室的人民检察员)交谈时谈到此事,傅问:“当时既用‘空枪’收缴,何不干脆徒手呢?”他表示“部队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言下之意,是指挥者决策的。个中缘由,颇具想象空间。(8)

(二)现代翻版的“智取生辰纲”

所谓“援越物资”——炮弹和子弹,只不过是沈阳军区准备入库的军用物资罢了。“5.25”部队送枪之举,其手法和戏码与《水浒传》吴用智取生辰纲有相似之处。通俗的比喻就是:与被抢子弹所匹配的枪,就是黄泥岗上那桶有蒙汗药的解暑的酒;而送枪的解放军则扮演了“白日鼠”白胜的角色,而柳州造反派,乃至广西及全国的造反派,均被“这桶有蒙汗药的解暑的酒”麻倒放翻——这情节简直就是现代翻版的“智取生辰纲”。

这也是韦国清在文革中,炮制宁明县上石农总冤案,“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大杀“阶级敌人”冤案、清查广西地下党冤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等系列冤案的其中一个,都是向壁虚构诬陷的。其中,杀人最惨烈的是“反共救国团”和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杀“阶级敌人”即广西“4.22”造反派。韦国清杀人,主要是这两个冤案。以上冤案,经“处遗”调查,已作出息事宁人的平反决定。铁证如山,谁也抹煞不了。

囤于中共当局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局限,官方的文革密档对此秘而不宣﹐“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藏着掖着也就罢了,就连广西一些受迫害的体制内的老干部,甚至一些造反派人士如桂林的张雄飞等,都把军方及韦国清炮制上述广西系列冤案(含柳州造反派“抢援越军列”阴谋),调动部队镇压广西“4.22”,说成韦国清“上欺党中央和毛泽东,下骗军队和群众”,“与康生、江青等人合谋”(这与官方当局将文革的罪恶全推给所谓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尊者讳”不敢涉及毛泽东、周恩来这两尊神,(广西造反派中对文革的反思目前仅见只有柳州的钱文俊(即如今的钱文军)和桂林的晓明(蒙木生)直指罪魁祸首毛泽东!直斥一切罪恶源自马克思主义邪教!)更遑论对文革思想根源的揭露与批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屁股决定大脑,因为那样就会把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这一棵老树的根都刨了。

当持续了几个月的广西乱局至今仍不能发挥军方高层所期待的致广西“4.22”于死地作用的时候,军方高层已经坐不住了。于是他们需要在“抗美援越”的交通枢纽柳州掀起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用造反派的血肉来祭他们手里那把邪恶的“达摩克里斯剑”,让全国造反派感受到这把剑所释放出来的“寒气”并慑于其淫威。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其后,毛一手导演的“7.27”派遣“工宣队”开进清华,标志造反派被赶下历史舞台。

(三)“援越物资”棋局——毛、林、周三方暗战

广西是文革的“特区”

广西在文革可谓一个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义:自治区,而且还是壮族自治区一样。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广西运动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们扶殖起来的“4.22”等造反派也只能大受其苦了。从目前可以搜寻到的资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类,广西是全国唯一一个“造反派”从始至终处于权力打击下的省区。韦国清是全国地方省级领导中屈指可数十年不倒,文革后亦未遭整肃,还出任广东一把手,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晚年终于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全国类似韦国清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但是,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掌权的时间也不长,唯有韦国清从未支持过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北京高升后,广西的权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亲信手里,直到1983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势力控制下。

广西从晚清起就是一个穷但不弱的省,从陆荣庭旧桂系起,就一直是中国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取陆而代之后,广西更是令人不敢小觑。北伐战争的先锋便是李、白的桂军(钢七军)。新桂系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政治也较开明,李、白等提出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开办广西大学,招揽人才。使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其乡村自治运动,使自清末就为患乡里的匪患绝迹,农村面貌为之一新,曾被誉为民国“模范省”。

中共建政后,广西一度又匪患不绝,以后虽经剿灭,但李白黄时代的努力均化为乌有。由于广西境内多山多水,在23.67万平方公里的“八山一水一分田”上,世居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民族。这些占人口38.%以上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民风强捍,文化落后。加之又毗邻越南、缅甸,除张云逸第一届政府外,自陶铸、陈漫远、到刘建勋、韦国清历届政府均施政偏左。公社化后,这种情况更加厉害,曾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三年饥荒,亦属重灾区。到文革前,广西有两大特色,一是穷,钱少;二是战备,枪多。广西各地由军区支持的“联指”围剿广西“4.22”的武斗,大多有城乡民兵参予。

此外,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越南战争正逢其时,广西当时还担负向越南输送援助物资和过境兵员的任务。“援越抗美”成为韦国清可以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设局栽赃造反派的利器。同时也为军人集团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柳州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政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队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有碍于此,中共中央对广西运动十分小心,生怕出事。文革初期的1967年,从5月1日至11月24日,七个月时间里,周恩来曾十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前四次都旨在弥合,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关于广西“4.22”周、林“8.24”表态不同调

而“联指”在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支持下,武力围剿广西“4.22”眼看造反派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代表毛中央表态,说广西“4•22”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给予支持,广西“4•22”等是“革命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联指的大方向错了,要改正过来。它符合毛的一贯做法,先分派,然后打一派,拉一派,坐收渔利。周严厉批评了联指搞武斗,攻打“4•22”的错误,并责成联指头头立即停止武斗。

但联指头头们拒不接受周的教育,竟于8月27日,联指代表团集体逃离北京,公然对抗周的表态。这种行径在全国还是空前绝后的。接着,联指头头在广西和柳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游行,还张贴大标语“周老三,算老几,你的表态老子就是不服气!”与此同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替联指向林彪告周的状,林彪马上指示:“要重新解决广西问题。”这实际上是军方否定周对广西问题的表态。也可视为军人集团向毛中央施压。随后,1968年上半年在柳州上演了一出由军方导演、韦国清指挥诱使柳州造反派“5.21”劫军列及“5.25” 部队配枪被抢事件的连环好戏。

毛的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

毛泽东作为一代枭雄却能放软身段,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把一切成功,都说是发动“人民”,发动了“群众”,毛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将亿万普罗大众忽悠得心旌摇荡,血脉贲张。连打败国民党蒋介石也都说是发动和依靠了群众,是人民群众打倒的。再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给“人民群众”脸上擦粉,使每个群众都高兴,好像真有其事似的,(素来装孙子的邓小平更以“中国人民的儿子”自居,结果八九“六四”,“儿子”下令军队向“老子”开枪)其实后来人们发现那只不过是他擅长“利用”“人”罢了。“利用”这一群人,又“利用”那一群人是毛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毛利用了一派去整另一派,当另一派奄奄一息时,毛又来为这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喊冤,使这些人对他感恩不尽,对整自己的另一派人产生报复的心理,当这些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解除危险后,就用十倍疯狂报复对手时,毛又发话了,又为这些被报复的人喊冤,于是毛成了公认的救世主。

明明是毛一手操纵的军事政变,毛叫“红卫兵”、“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全国上上下下,为这个“大肥饼”抢得死去活来时,毛又叫军队来支持他们。实际上,在全国造反派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在摇旗呐喊的游行比赛中,在吹哨集合、荷枪实弹的疯狂烟幕下,军事政变也在同时静悄悄地进行,并迅速将刘少奇文官政府的权力全部交到了军队手中。“军政府”只挂个“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的名,简称“抓指”,就合理合法地上任执法。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叫“渐进式军事政变”。

完成这些工作后本应该大功告成,结束运动,但游戏不是每次都能玩转的。

军政府为了工作需要,只好用(保)一些干部(当权派或称走资派)一道工作。那些曾经摇旗呐喊的有功的“人民”“群众”不甘心退出,所以和新上台的“军政府”产生矛盾(或权利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军政府所用的老干部,是不是整过自已的干部,是不是和工作组、保皇派一道整人上瘾的走资派,是不是军方的老熟人、老部下。总之,“人民”“群众”不答应。

毛先发“中央军委八条”支持军政府:“不准将矛头对准解放军”,当军政府开始镇压时,毛又发出“中央军委十条”支持群众:“不准将矛头对准群众”。

军方和群众各有“尚方宝剑”,各不相让,于是全国一片大乱,柳州军分区支持的联指对造反大军的军事围剿也出在此时。

游戏显然没玩好,运动收不了场。贵阳棉纺厂按车间“大联合”无法实现,“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也没有指望。

毛只好亲自出马,亲自讲解“战略部署”,结果又出现武汉“7.20事件”。“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搞得毛在国际上、党内、军内、群众中非常尴尬。

造反派们也没弄明白,以为毛真的要他们去夺权,权就归他们了,他们拼死拼活的夺来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什么官时,毛轻轻来一个“既要当官,又要当老百姓,不要脱离生产”,的最高指示,一句话把这伙人打发回老地方去,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已完成,该干什么的就回去干吧。可这些造反派就是不明白,就在毛已成功夺了刘、邓大权之后,还念念不忘毛的教导,去搞“反复旧运动”,实在是因为他们为毛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才轻放了他们,不然,下场比林好不了多少。当造反派把走资派当外部矛盾、当五类分子斗时,毛又发话了,说“走资派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少数死不悔改的”才算敌人,他们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这一下不得了,他们完全错了,扩大化了,还不知道应该向哪个“当权派”陪礼,向谁交回公章。

此后,军方、当权派(走资派)、保皇派、工作组又活了,又借清队、抓“5·16”、“反共救国团”,狠狠地整了造反派四年。原因很筒单,因为毛主席没有向他们交待,造反派(非红五类)红卫兵和年青的工人造反派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保皇派们也没有弄明白,当毛要他们协助把上台的造反派们清查一下时,他们拼死拼活的整,硬说他们是“5·16份子”、“反共救国团”,是混进党内、革委会内的敌人。

最后,毛又来了一个“最高指示”:“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辛辛苦苦的军代表、保皇派专案组,白忙了几年,得罪不少人,被毛一句话一风吹。造反派官复原职,(广西造反派是个例外——1968年作为毛牺牲造反派拿来祭旗的典型而放任韦国清的军事围剿导致全军覆灭退出历史舞台)又把保皇派放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保皇派烦恼郁闷,有苦说不出,又和造反派们结了仇,他们也没弄明白,他们巴心巴肝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怎么不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看待,硬要照顾这些“野种”。

毛认为,在长达数年还没有被整死的造反派中,“吹尽黄沙始见金”,就会有真正的接班人。可惜毛死得太早了,这些黄金被叶剑英一把火给烧了。

(四)毛林周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图3: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文革。这张照片十分传神地表达了文革中毛、林、周三方即相互利用,又彼此暗战,还互相牵制、合作关系。

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

国内官方在谈论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问题上,一概以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为于“斗争”。该《决议》说:“他(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此,周林之间的关系的“斗争说”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

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谈及文革期间林彪对周恩来大力支持,否定了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周、林二人的斗争关系。文革期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恰恰时最融洽、最配合的时期,而这不仅源于他们早期的革命经历,更源于林彪自1959年接管军队后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工作的支持相关。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周、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周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沒有当过兵、缺乏军事生涯也沒有进过军校受訓、年仅二十六岁的一介书生周恩來,是凭着共产第三国际的一封推荐信才当上黃埔军校政治部中將主任的高职,林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1)

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就如文革之初参与围剿刘少奇一样)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心寒到极点。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

1941年,日本记者、“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写了本书,把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编成了108将来评价,这本书叫做《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在侵华期间,是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读物。作为了解共产党抵抗力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还在日军内部广泛使用。那么,波多野乾一又是怎样描述这些“红色梁山人物”的呢?

小李广花荣·林彪

花荣以神箭善射著称,并因风流潇洒而拥有盛名,是宋江最为亲密的心腹人物。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此恰恰相似。

毛、林交恶,出于毛的主动。多疑的毛笃信“有军则有权”,对掌握军权的林不放心。毛怕军队坐大而尾大不掉。毛在1967年武汉蒙难时,就感到军分区的75%支持右派,从而迁怒于林,并决定武装100万左派(这是“第二武装”的由来),林彪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此后,毛对林彪、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极为不满,加深了对林的“二心”的怀疑。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其中有不少军人:全国“三支两军”的军人更多;各地的“革委会”,其核心都是军人;中央各部委,其领导人不少也是军人;“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如此方方面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其实这一切都是毛造成的。“三支两军”是毛的要求,“革委会”的“三结合”是毛的指示,“军委办事组”的组成经过毛的批准,“九大”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成员的确定更经过毛的首肯。毛自己造成的结果,却由此怀疑林的不忠――翻云覆雨已是毛的故伎。

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林彪利用了毛泽东借重他发动文革的契机,为自己的权力上升铺平道路,为自己的集团的发迹打下基础。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直到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中央文革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呈誓不两立之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中央文革实际是毛泽东的思想代言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建树,但在个人荣辱问题上也是绝不妥协的。

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林彪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这也是毛给林设诸多套后得知林彪之死高兴地说“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2)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3)。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辞职。毛甚至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周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的奴仆。凡是毛的话,不论对或错,周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便当然地成为了毛的忠顺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当毛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4)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一样,也做了毛泽东的一条狗。

其结局是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因此,毛对周也是既打又拉。

文革周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而毛的文革主调是“打倒”是“造反”,分明是一正一反,但却被官史写成毛“路线”的忠实扏行者。把表象当成本质,打出了“毛不离周”的标记,不仅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也扭曲了周的历史形象,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主派把周当成了毛的帮凶。一些御用文人及部分民间研究者,以官史为坐标,大肆宣扬周毛友谊,把毛周关系弄得和“夫唱妇随”,使不少人以为周为保住自己与毛狼狈为奸。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中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总之,周的真实面目已被政治需要涂抹得难以辩认,而不还周的真面目,文革的历史就说不清,甚至中共和共和国的历史也说不清。

时下一些关于对周的负面评价,多为对官媒宣传的周毛一体的逆反推论,是谓从谎言到愤怒的妄测。其次也有些看到了周与毛之间的矛盾,站在维护文革的立场而极力捧毛眨周,这些人虽不值一驳,但影响不小。最后一小部分则是因对中共失望,对中共全盘否定,把周当毛集团成员批,是谓否定一切、不辨黑白。

“世事如棋局局新”

文革初期,军方受压,其表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力压军委办事组(5)一头。这也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产生“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的危机感。军方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方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军方是把柳州造反派当棋子,在柳州布下一盘更大的棋局。

除了战略层面上的考虑,从战术运作上讲,“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不过是韦国清此前驾轻就熟的“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罢了(后文详述)。只不过军人集团这次在柳州设局的规模以及下的赌注大得惊人,足以影响造反派的命运和文革发展的走向。如果说“融安、里高”模式给部队围剿造反派制造口实以及就此试探毛泽东所能容忍牺牲造反派的底线话,那么,柳州“5.21”、“5.25”事件,则成为导引全国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

韦国清为达到造反派授人以柄的目的,不惜以子弹枪支作为“请君入瓮”的诱饵,这会给濒临绝境的柳州造反派带来绝处逢生的局部实际利益,但从全局战略 来看,这些子弹枪支同时也被看成是“钩子上的诱饵”——为此颁发的《“七.三”布告》是全国造反派从此走下历史舞台的转折点。

有道是“世事如棋局局新”,政治亦然。于是高层吊诡的政治博弈,陷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谜局。以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在柳州“下一盘大棋”。江青对聂元梓、蒯大富等讲的那句“蒯司令,你能跟他(林彪)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道出了天机,毛是在军人集团的压力下改变的对“造反派”的政策,换句话讲,“七.三”布告的出笼,不是毛授意韦在柳州设局,而是军方授意韦为倒逼改变毛设下了这个“陷阱”,也就是丛林战高手韦国清用了个小计谋,终于使“造反派”陷入不义之泥淖。

尽管“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喊得很响,但军队毕竟是中共稳定政权的专政机器,毛需要军队的全力支持,如何避免“揪军内一小撮”后座力伤害自己,是毛需要三思权衡的。其结果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新贵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小爬虫”抛出来。接下来利剑指向何方,每一步都将是政治算计、步步惊心。不过从后来中央颁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看,拿广西、陕西造反派开刀祭旗已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

此外,还有一个所有研究者或多或少都知一二,却不愿正视的史实,毛主导的全面内战目的是“改朝换代”,结果却被周、林接过来,成了与毛斗法的利器。从历史过程看,若非这场全面内战,使毛无暇旁骛,周及其系统恐怕难以保全。

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就离参透历史真相不远了。

官方文革史是满足各方所需而任意扭曲的“变形金刚”

以往官史所以站不住,固然有权力者的“任意打扮”和御用文人的助纣为虐,但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的道德缺失,以及一些无良文人的插科打诨,推波助澜,从某种意义上讲,官方文革史无异于满足各方所需而任意扭曲的“变形金刚”。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草稿于2011年3月4日于挪威峡湾小城溜坎(Rjukan)。
完稿于2014年4月15日丹麦哥本哈根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xiaopingtou@gmail.com)

注释 :

(1)《邱会作回忆录》邱會作著,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683页。

(2)同注(1)第798页。

(3)同注(1)第788页。

(4)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3月15日

(5)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期间的一个特殊机构。它从1967年8月设立到1971年10月撤销,为期四年。因其成员后来多为林彪集团的骨干,它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与它有关的事也不能被忽略。军委办事组的正式成立是在1967年9月24日,是军委看守小组的延续。军委办事组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杨成武时期较短,从1967年9月到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为期仅仅半年;黄永胜时期则从1968年3月到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为期三年半。军委办事组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三支两军”、国防战备、国防建设。

作者:平头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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