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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汪晶晶:六四大屠杀与二七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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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晶晶:六四大屠杀与二七大罢工   
NABC60






加入时间: 20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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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汪晶晶:六四大屠杀与二七大罢工 (508 reads)      时间: 2016-7-03 周日, 下午7:33

作者:NABC60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汪晶晶:六四大屠杀与二七大罢工

很多年以前,我因为偶尔看了一眼日历,想起了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表哥,便写了一篇文章《森森哥》。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我的姑姑,姑父,表姐,表哥一家五口,当年是多亏李先念指示他属下的一位公安局长贾叔叔伪造证件,才侥幸地从血迹斑斑的土改中逃得一命。
离我距离很近的朋友在看了那篇文章后曾大为感慨,说,你父亲真是幸运,居然能认识李先念。要不然,像你姑父家那样的大地主,想在土改中活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事实上,在写《森森哥》的时候,我对家史中的诸多细节,并没有搞清楚。比如,父亲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怎么会认识那时担任着中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我那时猜测,李的夫人林佳楣,曾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很可能是通过林佳楣而认识李先念的。
后来一直到了2013年,为纪念父亲的百年冥诞,哥哥带着我和二姐回乡祭祖。我这才发现,我完全彻底地猜错了。父亲并不是通过林佳楣认识李先念的。正好相反,父亲是通过李先念才认识林佳楣的。而李先念最初认识的,也根本不是我父亲,而是我的祖父。
如果继续追根寻源,那么李先念认识我祖父,也并不是因为任何个人之间的私谊,而是源自共产党内关于我祖父同情共产党人,因而值得共产党人信任的某一条消息。那一条消息,则是源于1923年发生的那一场所谓“二七大罢工”(那个时候,李先念还很小,还在汉口的一家木匠铺子里当学徒。在三年之后的那一场所谓“黄麻起义”中,李先念才算正式“参加革命”。而在1923年间,能领导并参与“二七大罢工”的鄂地共产党领袖,只可能有一人,那就是我祖父的黄冈乡贤,林彪的堂兄林育南。)。
根据外祖母当年的讲述,我的祖父在很年轻的时候,曾拿着岳父的一封荐书去找张之洞。祖父因为能写一笔漂亮的小楷行书被南皮先生看上,从而风调雨顺地走上了仕途。张之洞离开武昌后,我祖父留在咨议局。又因为我祖父任的本是文职,所以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他的生活。在后来的湖北督军府,不管是王占元时代还是肖耀南时代,我祖父都从不参与决策。祖父的本职工作,实际上只相当于今天的文秘。
我的祖父(汪启祚,字仲绳,1881-1952)在他的同时代人中,算不上是什么出类拔萃之人。他老人家的特征,与其说是优秀,不如说是幸运。祖父最初在咨议局所任官职,名叫军阀课课长。到了后来的督军时代,这个官职改为军法处处长。按照外祖母当年所说,祖父虽官拜少将,但级别与他初入仕途时相比,却并未高升。我曾和哥哥讨论过。哥哥也认为,祖父当年当的那个官,名义上虽然相当于共产党时代的省公安厅厅长。但实际上除了有吃有喝之外却并无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爆发时,祖父的上司是同为湖北黄冈人氏的肖耀南,肖的上司则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就我自己童年所受的语焉不详的现代史教育,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领导的第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一场伟大的工人运动最后是被反动军阀吴佩孚和肖耀南血腥镇压的。
只不过,“反动军阀们”究竟“血腥镇压”了多少人,却并无人提起,老师自己也知之不详。我们年年过队日,过团日去敬仰,去怀念的,有名有姓的革命先烈,只有两位。一位名叫林祥谦,另一位名叫施洋。
林详谦当年,据黄冈乡贤们流传,并不是被“反动军阀们”枪杀的,而据说是在一场混乱中被刀砍死的。这位英勇顽强的共产党的工人领袖,是不是高呼着,“头可断,工不可复”而就义的,乡贤们并不清楚。乡贤们能记得的只是,林祥谦当时并非“手无寸铁”。他率领的参与“动乱”的工人,个个都手持陈胜吴广时代的大刀长矛。他们企图冲击军营最初的原因是,“反动的军阀们”日前竟胆敢随意抓了几个(在一个名叫刘家庙或李家墩的地方)破坏铁轨的工友。
林祥谦麾下当时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多少名呢?据中共党史记载,二七大罢工平汉全线参与罢工的人数,大约有三万。其中北平长辛店,河南郑州和汉口江岸,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时候,“反动军阀”和“刽子手”肖耀南,能调动多少兵力呢?
在整个“反动军阀血腥镇压二七大罢工”的过程中,吴佩孚其人,不在武汉。他是从河南遥控肖耀南的。而肖耀南本人,也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在二七大罢工时代,掌有军事实权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4期毕业生,陆军中将,(青史早已留名,因而即使后来被共产党枪毙也依然没法抹掉的)辛亥革命元老,时任汉黄镇守使的杜锡钧。杜锡俊有一整个加强师的兵力,可供肖耀南随时调遣。而那几个因破坏铁轨而被抓的工友,则是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芸下令抓捕并临时关押在督军参谋长张厚生的军营中。该军营有两个连的兵力守卫。而张厚生直接指挥,后来奉命包围江岸铁路工人工会的兵力,则是两个营。
林祥谦的死,和我祖父并无关联。后来非常偶然地和我祖父发生了一点关系的,是二七大罢工事实上已经被“血腥镇压”之后才被反动军阀们秘密枪杀的共产党人,施洋。
这位施洋,上过湖北省内的警察学校和政法学校,非常熟悉民国初年刚刚成型的省一级的政务,警务和司法。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施洋就组织过湖北省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曾亲赴湖南,和毛泽东,蔡和森他们办的那个新民学会建立联系。据黄冈乡贤们猜测,这位施洋,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倏忽一下变得如雷贯耳,备极哀荣。部分原因是,这位施洋很受毛泽东欣赏,一度曾是毛泽东几乎绝无仅有的,换金兰,誓天地,正式拜过把子的小兄弟。毛泽东原本离着工人距离遥远,他最初关于工人的一点认识,就源自施洋。
施洋其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后世敬仰的。在二十世纪初年那些读过书的小知识分子中,施洋是为数不多,不极尽钻营往上爬,而是主动关心弱势人群的人。同时,施洋还和为数并不少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一样,是一个相当有理性的人。早在二七大罢工之前,施洋就曾和我前面提到的黄冈乡贤,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一起,成功地领导过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那场罢工,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给铁路局和乘客也没带来值得一提的损失。最后却让资方,百分之百地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在二七大罢工的整个过程中,施洋启发工会的是,尽可能把铁路工人的生活境遇公诸于众,争取全社会的同情。施洋并不主张使用暴力去乱来,特别反对损人而不利己的破坏铁轨一类行为。
在二月七日之前,平汉铁路工会是合法组织,施洋是该会的法律顾问(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那说明,将近一百年前,即使是中国最底层,目不识丁的工人们,也都是拥有结社自由的)。所以二月七日,肖耀南根据吴佩孚指令,宣布平汉铁路工会为非法组织,取缔该会。并由我祖父签署逮捕令,由前述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芸前往施洋家中抓捕他的时候,施洋并不害怕。很显然,工会刚刚才被宣布非法。他作为该会的法律顾问,在那之前的作为,并不触犯任何法律。事实上,无论是肖耀南还是周际芸,也都没有“严刑拷打”共产党人施洋。他们只是依照程序,把施洋押至位于武昌,当时隶属于军法处的一个陆军军事法庭去审讯。
我前面写过,我祖父的正式官职是湖北督军府军法处处长。这个军法处,主管着当时武汉一地仅有的两所军事法庭。所以我祖父同时还兼任陆军审判处处长和两湖军政执法处处长。朋友们一定会问,你不是说你祖父是文官吗?一点不错。我祖父作为文官,能担任军职(为履行军职,则必须同时还在名义上拥有军衔),能同时兼任主管军事法庭的审判处长和执法处长,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有意对军事暴力实行制衡的措施(你能相信,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竟是一名美女医生吗?)。
如此一来,我们至少能知道,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即使是在所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时代,中国社会,不仅底层的工人们有结社自由,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结构中之有法制,甚至对军事暴力,至少在形式上,也是有制衡的。
施洋的整个案子,只开过一次庭,也就是2月8日。法庭对施洋相当仁慈。施洋自己是律师,既精通警务和司法,又有着极佳的口才。他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在场的“反动军阀们”据说也都风度翩翩,无人阻拦,只是洗耳恭听。
那次开庭并无结果,审判长(是每次开庭前依案而指定的法律专业人士,督军府官员无权担任)并没有做出判决,只是宣布将休庭一周。我祖父询问肖耀南,何时将再度开庭。肖耀南回答说不会再开,他随后将会把施洋押送至河南。
到了2月14日,肖耀南突然派人密令我祖父,立即撰写一份判施洋死刑的判决令,并签署一份关于施洋死刑立即执行的枪决令(这两份密令,毫无疑问,绝对是非法的。因为2月8日的开庭,并没有做出任何判决。肖耀南越过审判长,直接密令我祖父,程序上也不合法。但肖耀南这么做,却说明,那个年代,即使是手握军事暴力的“反动军阀”,“刽子手”,仍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强迫自己,去遵循现代法制程序的正义性。即使杀的只是一个人,也得出具判决令和执行令)。我祖父的下属告诉肖的卫兵,说我祖父并不在。肖耀南立即派人寻找我祖父,我祖父位于武昌抱头堤的宅子中无人。肖耀南又立即差人回黄冈去寻找。但在我祖父乡间的宅子中,仍然没有找到我祖父。
肖耀南纳闷之余却无良策,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亲自对我祖父说的将不再开庭。
就这样,在1923年的2月15日,施洋在既无一纸判决令,又无一纸枪决令的情况下,秘密地,换句话说,非法地,被枪杀了。
几天之后,我祖父回督军府履职,得知那个施洋竟然已经被枪决了,不免吃惊。肖耀南指示我祖父补写一份判决令和一份枪决令,将施洋一案归档。我祖父说,人都杀了,还补写公文有何用。祖父认为此事欠妥,没有去补写。肖耀南日理万机,也没有再追究。
就这样,施洋一案留下的唯一公文便是,当时平汉铁路局的局长赵继贤直接写给吴佩孚的,关于施洋煽动并领导平汉全线铁路工人大罢工给平汉铁路局带来惊人损失的报告(赵在担任平汉铁路局局长之前,曾是吴佩孚属下的直鲁豫巡阅使军法处处长,因而是吴佩孚在武汉的亲信)。那份报告,最初本是为我祖父出具判决令和死刑的执行令作为依据用的。
祖父当然没想到,鄂地的共产党组织却因施洋一案,留下了祖父同情共产党人,值得共产党人信任的印象。
1938年武汉沦陷后,祖父辞去一切公职,隐居乡间。当时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度建都武汉。而投降日本的伪湖北省政府,甚至一度就在离武汉只有一箭之遥的黄冈办公。值得后世黄冈子孙们骄傲自豪的是,黄冈本地几乎所有的“各界知名人士”们,却几乎没有一个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低头。大家都保住了中国人心目中无比重要的民族气节,我的祖父也一样。
(黄冈知名乡贤,源自陶家大湾的陶希圣,因为高陶事件而被载入史册。他是怎样在他的夫人,源自万家的大家闺秀,帮助之下,在最后的关头,勇敢而机智地和汪精卫伪政权决裂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寻找陶家后裔沈宁的文章。)
李先念的家乡湖北黄安,离着黄冈很近。李先念自己则是在武汉几乎刚一沦陷,就返回鄂地了。因为共产党内已经有了我祖父同情共产党人,值得共产党人信任的印象,李先念便差人与我祖父联系。在后来鄂豫皖游击队十分艰苦的岁月中,我祖父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李先念。事实上,我的祖父本是一介书生。他能做的,无非是买买盐,买买药一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祖父所为,绝非一己之力。他动用的,是黄冈几乎所有乡贤们的力量。汪家和成家自不待言,仓埠夏家和万家的人脉,更是远远胜于汪家。
只不过李先念日理万机,他能记住的,只有我祖父的名字。这才有了土改期间,他在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救下我姑姑,姑父一家五口人性命,以还我祖父当年情意的故事。
朋友们一定看得不耐烦了,会提醒我说,你的标题是六四大屠杀。可是你写了半天,却只写了二七大罢工!
我得请朋友们原谅我行文的啰嗦。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绝绝对对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想去怀念我的祖父。我的父辈和祖辈的往事,我退休之后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慌不忙,慢慢吞吞地去写。我之所以告诫自己一定要现在写,一定要在这个刻骨铭心的六月间写,主要是想为1989年的那场六四大屠杀提供一个参照系。我罗列我所知道的二七大罢工中关于杀一个人的这些细节,是希望朋友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朋友们,尽可能地将这些细节,和1949年后,共产党公开地,赤裸裸地,世代相传的口号,“杀它二十万,安定二十年”,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由此,我的“手无寸铁”的同胞们,至少应该明白,并永远记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究竟是哪一个朝代,究竟是哪一个政权,真正敢于“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几天前,朋友说,网上有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关于六四的“感言”。
洪秀柱的那篇“感言”,我只看了一眼就后悔了整整一天。所以我奉劝还没来得及看的朋友千万千万别去看。那东西不但伤眼,更伤心。洪秀柱所写的,绝不是什么“感言”。那是台湾那片有着民主自由阳光雨露的土地上,只有通过“基因突变”才能生成的,劣质的叭儿狗们,向对岸共产主义极权的主子们摇头摆尾,献上的一片“赤胆忠心”。
准确地说,那不是“感言”,而是“颂歌”!
(说真的,随随便便把洪秀柱比作狗,我都害怕狗们会不高兴。我养过整整十四年狗,狗不但明是非,而且懂羞耻。在诸多方面,比人强多了。)
蔡英文的那篇比洪好不到哪儿去,也同样一口一声,文质彬彬地,斟文酌字地,说什么“六四事件”,“六四事件”。说轻一点,说客气一点,那是有意而为之的用词不当。要说重一点,那让我想起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站立在“伟大领袖”的“宝像”前代父亲“请罪”的情景。那时,我若竟说父亲只是一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军宣队的那些“党和人民”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怒斥我,说我“企图掩盖”父亲的“滔天罪行”!
一点不错,蔡洪二人有意无意间用“事件”两字所掩盖的,也正是海峡对岸的共产主义极权政府二十七年前犯下的,充满血腥的滔天罪行!
假如朋友一定要追问我,读了这两篇“感言”后有何“感想”,我只能说,还是我们童年所唱的《国际歌》有先见之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确确实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拯救自己的命运,只能“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想解决中国土地上的事,把希望寄托在洪秀柱,蔡英文,或者别的什么西方的政治家身上,到头来,只可能得到一场空空洞洞的中国梦。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街头发生的是什么?那不是别的,我亲爱的朋友!那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和希特勒杀犹太人,日本人杀南京人,奥匈帝国人杀亚美尼亚人,性质完完全全一样。
我们如果轻飘飘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事件”,犹太人不会答应。我们如果轻飘飘地说日本人当年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事件”,国内的爱国反日人士也同样不会答应。
同理,1989年的六四,首先是一场血腥屠杀。它最最重要,我们应该世世代代,牢牢记取的特征,是杀人!
如果朋友们有时间,有精力,并认为有必要,大可去滔滔雄辩,是不是当年的学生和市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起基本的民主观念,更从未想去推翻共产党;是不是他们大不该竟向不可能悔改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者下跪求情;是不是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避难而不去舍身取义不值得效仿;是不是那场在东欧被作为先驱敬仰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土地上却因为中国人既定的人格特征而从一开始就注定,将不可能成功。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讨论,甚至可以争执。但我们时时刻刻要铭记在心,须臾不可忘却的是,当年的那一场“事件”,首先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是在杀人!
童年外祖母陪着我睡觉的时候,常常会给我讲故事。外祖母本是黄冈人氏,生于1881年。她老人家的故事中便不免会涉及到黄冈的乡贤和二十世纪初年的往事。每每谈到肖耀南,我就注意到,外祖母会压抑不住地义愤填膺。
外祖母不喜欢肖耀南,一点也不因为这位黄冈乡贤当过湖北督军,曾是我祖父的上司而残留什么敬意。
黄冈孔埠的那个肖家,和外祖母所在的张家和王家,父亲所在的汪家和夏家,与王家联姻的万家,全都无恩无怨。外祖母为什么偏偏不喜欢肖耀南呢?原因很简单:外祖母说,肖耀南……随随便便……就杀人!那么肖耀南什么时候随随便便地杀过人呢?外祖母说来说去,还是民国十二年的那场二七大罢工。外祖母虽自认是农妇,从不说自己竟是武汉人。但她老人家却因为外祖父在光绪二十六年到张之洞办的新学堂中任教,从1900年起就居住在武昌城中。也因此,她老人家也就相当自信地认为,自己是肖耀南民国十二年杀人的亲历者。
记得最开始,我曾试着为肖耀南辩护。
外祖母给我讲的故事中,诸多黄冈乡贤们,根本就是职业军人。夏家的夏先知,夏先觉兄弟,官拜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一度衣锦还乡,在黄冈修建过显赫一时的“二先堂”。父亲母系家族的联姻,万家,出过万耀煌,同样是陆军中将。而从林家大湾走出来的那个林彪,则更是了得,是共产党开国的十名元帅之一。
这些黄冈乡贤们,手握枪杆子,职业就是杀人。用杀人如麻去形容,都毫不过分。外祖母为什么偏偏要抓住肖耀南不放,一味只谴责他杀人呢?
外祖母不同意我的辩护。她老人家爱憎分明地启发我说,兵杀兵,那是本事,那不叫杀人。兵杀民,杀手中没枪的百姓,那才叫杀人。杀百姓的兵,那不是兵,那是匪。
我不免好奇,便问外祖母,那个肖耀南,民国十二年,究竟杀了几个人。
外祖母想了想,说,十一个。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一个血腥镇压二七工人大罢工的刽子手,怎么会只杀十一个人呢?我脖子上戴着的那条红领巾,据说是“红旗的一角”,是“先烈的鲜血染成”。我们能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过着据说无比美好幸福的生活,那是要感谢成千上万的先烈的,成千上万呀!
无论如何,反动派也不能竟只杀十一个革命先烈呀!
但外祖母却一口咬定十一个。外祖母说,其中三个不好,扒铁轨,破坏铁路。另外八个是想救这三个人的工人。但即使是那三个,外祖母仍然强调,可坐牢,可服役,但罪不该杀。这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爹娘所生。随随便便就杀人,那是土匪才做的事,外祖母斩钉截铁地强调。
那个年代,外祖母给我讲的故事,我是绝绝对对不敢随便去问父亲的。我要是胆敢竟在父亲面前提起肖耀南这三个字,没准父亲会破例地揍我一顿。我只能把疑问深深地藏于心底。
一转眼,到了1979年的夏季学期。我在美丽的珞珈山上“束发就学”。
我们的必修课《中共党史》,有着无比重要的四个学分。《中共党史》是公共课,老师不是我们系的。在1979年中国大学的校园里,主讲《中共党史》这类公共课,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课堂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同学在听中共党史。你如果有兴趣四下张望,会发现你周围有一座相当齐全的图书馆。有人在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有人在做张道真的《英语语法习题》,还有人在读唐诗,宋词,元曲,朱光潜,顾准或者李泽厚。
我那时是学习委员,只好说服自己正襟危坐。
但认真地听了几节课之后,我对这位主讲中共党史的老师,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位老师讲得非常非常好,比我们系的一些专业课好听多了。课后我常和老师聊天,再后来,竟成了朋友。党史课结束之后,我甚至有几分依依不舍。老师后来考上了外校刚刚恢复的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临行前来和我告别,还送过我一本费孝通的小书。
且说我在和党史老师交上朋友后,不免聊天。我问老师,在中共党史中,当年的那场二七大罢工,反动军阀究竟杀了多少人。老师说,按党史中通行的说法,是五十七人。我心头的疑问,这一下有一点被解开的意思。这个数字,我想,应该比较靠谱。老师说,因为没有具体的被杀工人的名单,这个数字,只是估计。随后,老师补充说,这是平汉铁路全线被杀的工人人数,不包括伤者。此外,在二七大罢工中,曹锟在长辛店一地所杀的人,比吴佩孚在郑州和汉口江岸两地加起来杀的人还多。
我现在这么写,肯定有一大批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无比热爱并誓死捍卫的网友们不同意。他们会说,你祖父自己那时就是军阀。你当然百般美言,专拣好听的说。
好吧,那我就让让步,加点水分。就算反动军阀们1923年2月7日血腥屠杀了一百名手无寸铁的工人。
那么1989年的6月4日那一天,用纳税人缴纳的中国国防经费赡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机枪和坦克的带领下,在北京的街头,究竟屠杀了多少人呢?
在这里,我特别想预先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和二七大罢工的工人相比,1989年6月,北京街头的那些无辜的学生和市民,不仅是“手无寸铁”。他们甚至“手无寸竹”,“手无寸木”。他们连陈胜,吴广时代的大刀,长矛,都不可能有。
每每遇上在德国以外的地方……竟出现杀人这类事,德国的媒体是绝对没法引用德新社的消息的。这和德国人的两个特征有关。其一,德国的记者,通常绝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为公众获取消息。褒义地说,这是珍惜生命。贬义地说,这是胆小。其二,德国在历史上没有拥有过太多的殖民地。德国民族在其后的思维和举止中,特别是在媒体的新闻报导中,便缺少全球视野,而带有极大的地域局限性。德国国内的小事也必须是大事,而德国国外的大事也只能是小事。
整个六四期间,德国的媒体,电视,广播,报纸,引用的都是别国记者的消息。准确地说,以英国记者们的消息为主。英国的记者们,根据天安门广场能聚集的人数,根据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拥有并采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机枪和坦克这类常规武器的杀伤力,根据受害者毫无反抗能力,只能引颈受戮,同时也因为事发突然而无法躲避等状态,同时也根据机枪扫射和坦克冲锋陷阵,这整个屠杀,大约能持续的时间,估计出六四被屠杀的人数,在三千人上下。
我这样说,一大批对杀人怀有强烈好感的“爱国人士”,一定不同意。
很显然,这是“海内外一小撮反华势力”在制造“谣言”,以便“干涉中国内政”。
那么,民间的老百姓,特别是北京城内的市民们,对六四死亡人数是如何估计的呢?
在六四大屠杀发生一周年的1990年6月,我曾回国一次。
那时,和我同期赴德的研究生同窗们,只要参加过海外游行抗议活动的,几乎没人敢回去。我的父母那时都健在,都垂垂老矣。而我因为有了工作,回国即将受休假的限制。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去。那时,我在德国土地上已经合法居住七年。只要合法居住五年,因抗议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而被中国大使馆警告的中国学生,就可以通过政治避难途径而得到德国国籍。我和我丈夫都没有选择这一条路,不为别的,只因为这条路,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形容的“蘸血的馒头”。那个血字,让我们于心不忍。
丈夫坚决反对我回国。我对丈夫说,我自信没做任何有损于这个国家的事,共产党没有理由抓我。丈夫说,你以为共产党抓人需要理由? 丈夫的父亲在抗战爆发时带着弟弟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王任重只比他父亲高一级,陈锡联只比他叔父高一级。叔父壮烈牺牲,他父亲在1949年之后却变成叛徒。正因为如此。丈夫虽是共产党的孩子,却比我这个远离共产党的人反动一万倍。他连共青团都没入过,早在心底把这个党看死了。
最后,丈夫拗不过我。我还是回国了。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我要到教育部对外交流司的司长那里报到,并由这位司长签署出境证。我的运气不错,我去的时候,那位日理万机的司长正为庆祝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诞生六十九周年引亢高歌。他老人家的脸,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所以只和我握了握手,没来得及细细盘问,就把出境证签了。
在北京,我住在二姐家里。二姐是母亲儿科系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在儿童医院里当医生。那时,她后来住的医院的宿舍楼还没修。她被医院分到花市的一家四合院,和老百姓们一起混着住。
我问二姐,六四大约死了多少人。二姐说,在公开的场合,谁也不敢说。谁说逮谁,逮了就开除。我问,那私底下呢?二姐说,北京的老百姓……是中国最勇敢的老百姓。越是听到枪声,他们越是走出家门。越是解放军宣布全城戒严,他们越是想方设法四处走动。二姐告诉我,北京老百姓们私底下估计的六四死亡的人数,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在六四之后的两天中,在不同医院的太平间中数急诊外伤尸体,然后相加的数。另一个则是在六四之后四天之中,在火葬场数尸体,然后减去通常所烧的人数。前一个数字据说是大约580人,后一个数字是大约720人,之所以医院太平间只数了两天,火葬场只数了四天,是因为医院的太平间在两天之后,火葬场在四天之后,都有解放军站岗。谁敢问尸体数目就逮谁。
这样一来,我们至少有三个不准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一个是三千,一个是七百二十,另一个则是五百八十。
现在,我就取最少的那一个数,就算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只屠杀了五百八十人吧!
我想问问我親愛的朋友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在曾自称“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大街上,在仅仅一天之内,用机枪和坦克,公然屠杀了五百八十人,难道你们嫌不够,嫌太少了吗?
要知道,那是五百八十条鲜活的生命,那后面是五百八十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呀!
吴佩孚和肖耀南,因为在二七大罢工中杀了五十七个人,就被冠以“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军阀”而载入史册。难道邓小平,李鹏,以及所有曾手握机枪,驾驶坦克,杀害五百八十名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和市民的人,就不应该因为六四的杀人,作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而被牢牢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历史确实在很多时候是极度无情的。记得两年前,也是六四,丈夫回国了。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墙上的日历,想起六四那个血腥的日子……竟然倏忽一下,过去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我的心情,几乎立即就沮丧起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丈夫给我打了一个短短的电话,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丈夫说,因为微信,他在北京,非常意外地遇到一位几乎四十年没见的原兵团战友。两人不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畅所欲言。酒过三巡,那战友自己……竟提起六四。丈夫吃惊地说,一眨眼……过去了二十五年,一代人了!你还记得六四?战友满眼泪水地说,二十五年?再过五十年我也不会忘!
丈夫的这位战友,兵团解散后返城回北京,被分到地铁公司当护路工。据说那是个极坏极坏的工种,稍微有一丁点门路的,绝不会去干。因为家庭出身好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那战友不久被选到绝密部门。工作是给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西山几处互通的地铁护路。工作轻松,却无聊之极。一天八个小时,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人,一张脸。于是战友便和这位绝无仅有,唯一的同事,成了最好最好的朋友。那一年,从四月底到六月初,战友和他的同事,上班一起护路。下班一起去天安门。六月三日,那位同事并没和丈夫的这位战友言声,自己跑去动了动电路。造成那段绝密的地铁竟停止运行达五个多小时之久。中央保卫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据说闻讯大怒。几天之后,那位同事,人间蒸发了。没有逮捕令,没有判决令,没有执行令,就是人不见了。同事的家人,甚至连问都无处问。他们的工作单位没有名称,没有地址,只有一个信箱号。
丈夫的这位战友,在参加了几天学习班之后,被调到郊区的某一个植物园当农工,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唯一能为那位同事做的,是逢年过节,为同事的孩子和父母买一大包礼物。
一年半之后,同事的妻子改嫁,搬走,孩子也转学。两年,三年,五年后,那同事的母亲,父亲和姐姐先后去世。又过了几年,丈夫的这位战友,自己也退休了。
奇怪的事也就在这时发生了。
丈夫告诉我说,他的那位战友发现,同事的父母刚去世时,坟前冷冷清清。近几年却热闹了,不断的有人用这位同事的名字祭奠老人。来的人还不少,全都是原来地铁公司的同事。丈夫的战友说,他和这些曾经的同事,原本就不熟,甚至根本没打过交道。因为一起祭奠老人,倒混熟了。
那些昔日的同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现在退休了,没什么好怕的了!
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听了丈夫这个短短的故事,我的心情竟突然间好了。
现在,又过了两年。六四大屠杀……沉冤未雪……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我想用这同一个故事,和所有想起六四就惆怅茫然的朋友们共勉。诚然中国的那片土地先天贫瘠,诚然中国社会自古就离着人类的文明圈遥远,但极权主义的统治,仍然不可能天长地久。因为人们没有忘记那场屠杀,也永远不可能忘记!
中国古代圣贤说得好,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让我们引亢高歌,起来,不愿忘六四的人们!

作者:NABC60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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